1949年5月24日下午三点左右，南京东路上一辆小轿车疾驰而过，街边行人只看见国民党警察匆匆让路，却不知道坐在车里的陆大公正被一桩突如其来的“委任”推向风口浪尖。半小时前，毛森捎话：局长职位“暂由陆副座代管”，理由是“前线吃紧，需要分工”。听上去冠冕，总叫人觉得不对劲。
对陆大公来说，这一天并非毫无征兆。两周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连同一封封署名警告信陆续送到警官家中，收信人包括毛森自己。信纸薄，震动大。警局里的人表面照常打卡，暗地里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多余举动惹来杀身之祸。
毛森的神经最先绷断。他既惧怕地下党的“点名”，又无路可逃，只能盘算着找个替罪羊收拾残局。陆大公行事低调，既熟悉警务又没有显赫后台，正合毛森心意。“此人与其枪毙，不如利用”——这是毛森对秘书应志春说的话。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句保命的决定为上海保住了十万卷户籍档案，也为后来的交通整饬埋下伏笔。
说起陆大公，老上海滩的警界没人不服他“见风转舵”的本事。1930年考入公共租界巡捕房时，他口袋里只有往返车票的钱；1942年汪伪接管，他一样混得风生水起；1945年国民党收权，他依旧留任。可谁也没料到，真正让陆大公做出抉择的，并非个人升迁，而是地下党一次次提醒：好好想想上海这座城市的明天。话虽不多，句句扎心。
陈毅部队南下的消息在5月上旬已经在滩头巷尾发酵。店家偷偷给亲戚写信，“解放军最多十天就进城”；银行里则挤满兑换金条的官员。陆大公暗中把这些风声汇总，交给地下党联络人肖大成。双方只约定一句口令：“雨要来了，伞准备好。”
24日晨，毛森第一次把“代理局长”四个字正式说出口时，办公室的钟表指向八点五十。陆大公颔首，没有立即接纸，先推说要去请示杨虎。杨虎此刻并不在警局，而在英侨友人家中躲避搜捕。这个空档给了陆大公足够时间，同肖大成敲定：“接职，策动起义”。
午后，肖大成接管了机动车大队，理由简单粗暴：“全体调动，配合市面巡逻。”大队长钟敏先是吓得面白，后听清“中央已经同意起义”才放下心。十八门迫击炮、二十辆装甲车，一小时内全部开往江宁分局。毛森电话打来，劈头就问装甲车去向。肖大成只回一句：“执行新指令。”对话一秒陷入静默。
傍晚四点，毛森亲自冲进局长室，声音压低却掩不住颤抖：“陆代局长，共军动向如何？”陆大公摊开刚收到的情报，上面写明：陈毅第三野战军先头部队沿苏州河逼近，目标直指警察总局与闸北车站。“陈毅大军攻来了！”陆大公语气平稳，却像在毛森耳边扔下一颗炸弹。
“陈毅用兵如神。”毛森喃喃，又像自言自语。片刻后，他拎起皮包，硬挤出一句：“司令部电令我去共商对策。”冷汗打湿后背，他明白，一旦被困警局，逃门就彻底关上了。于是6点多，毛森带两名警卫从侧门溜出，钻进轿车，头也不回地驶向虹口，然后连夜出海。
毛森没想到，陆大公第一时间下令：封存印章、接管户籍、保护枪械。户籍科副科长急匆匆跑来，“毛局长要毁档案，怎么办？”陆大公只回一句：“我是现任，你听谁？”十万卷户籍档案得以完璧。
5月26日清晨，苏州河北岸的枪声停了。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派张文炳先行踏勘警局。陆大公率队迎接，主动交出印章与装备。李士英当场宣布：陆先生留任上海市公安局顾问。对外一句客套话，对内是一份信任：起义人员的价值，不止在枪，更在熟悉城市脉络。
次日，陆大公在人民政府办公室与陈毅握手。将军穿一身旧军装，神情爽朗，“上海交通乱，陆先生怎么看？”陆大公略一沉吟：“南京东路太窄，车种混杂，脚踏车和货车最好分道。”陈毅连连点头，旋即记在随身笔记本上。对话短，却定下了上海首批交通整治思路。
有人好奇陆大公为何动心。他后来私下说过一句：“巡捕房里外国人用手指勾我，连‘请’字都不说。上海若永远这样，留着警服也没用。”这句半带牢骚的话，道出一个老警官的尊严选择。
上海解放后的两个月里，陆大公参与起草交通规则，提出14条改进措施：其中“单双号分段放行”“划设专用车道”被沿用多年。1992年，他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一岁。朋友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天毛森给他的“局长委任状”还夹在抽屉深处，纸张已泛黄，却像一枚注脚——历史常在最窄的缝隙里转向，关键是有人敢于打开那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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