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府给街头抗议者下了最后通牒。警方公开承诺：只要在三天内“主动投案”，就可能获得从轻处理。但问题是——当抗议被定性为“骚乱”，宽容到底是台阶，还是更高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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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周一，伊朗国家警察总长拉丹通过国家电视台表示，凡是被官方认定为近期“骚乱”活动的参与者，只要在三天内主动向当局自首，将有机会获得“从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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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丹特别强调，一些年轻人并非有意对抗国家，而是“被误导、被欺骗”后卷入示威活动。在官方表述中，这类人被定义为“受蒙蔽者”，而非“敌对分子”，伊斯兰共和国的司法与安全系统将对其“予以宽容”。

这一说法，在伊朗社会并不陌生。
在多次大规模抗议之后，当局往往会同时释放两种信号：一方面加强街面管控与司法追责，另一方面通过“限时自首”“区别对待”等方式，试图分化参与人群，降低对抗强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宽容”的前提，是对事件性质的官方定性。
在伊朗政府话语体系中，这类街头抗议并不被视为“社会运动”，而是被统一归类为“骚乱”，并被指责受到外部势力煽动。这一定性，也直接决定了法律后果的边界。

从时间点看，此番表态并非偶然。
近期，伊朗多地再次出现零星抗议活动，社会紧张情绪回升。当局显然希望通过“给出口、设期限”的方式，在不放松控制的前提下，尽快压低事态热度。

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三天更像是一道现实选择题：
是相信承诺、主动出现，还是继续保持沉默、承担不确定风险？

而对外界来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正在浮现：
当“宽容”与“威慑”同时出现，它究竟是缓和冲突的工具，还是高压治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