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6日晚，广西边境侦察分队的急电一路北上，直送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电文中提到越军加强火炮阵地，边境小道不断出现便衣排。气氛陡紧，北京城的冬夜却异常安静。此时，有关“谁来主掌这场必须速打速收的反击战”的议题，也被摆上了桌面。
第二天清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开到近午。讨论焦点绕不开主攻方向、兵力规模，更离不开总指挥的定夺。候选名单里，无论刘伯承、粟裕还是杨得志，全是作战老手。可邓小平的目光最终停在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名字上。
外界曾猜测多种缘由，但会议休息间隙那句轻轻的对话，让在场值班参谋记忆犹新。邓小平低声说：“老许，这一仗非你莫属。”许世友答：“保证完成任务！”寥寥十四字，定下全局，也成为许世友戎马生涯最后一场大规模实战的序曲。
了解决策背景，先得看抗战时期的渊源。1938年冬，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386旅副旅长许世友奉命挺进冀南。那一战克服补给艰难，在黄昏前拔掉日军据点七处。自此，“悍勇”“敢打夜仗”等标签便紧贴许世友，也让邓小平第一次真正记住了这位“其貌不扬”的硬骨头。
四十年过去，两人工作地点天各一方，却始终通过军报、电台互通信息。越南对华挑衅升级后，许世友在广州军区已安排四次边境地形勘察，甚至连高平、谅山雨季落石点都标注得密密麻麻。战场一旦选在那片亚热带丛林，对地形烂熟于心的人显然更具发言权。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广西部队多，文化差异又小，易于协同。许世友在广州军区七年，把两广机动作战思路磨合得相当娴熟。邓小平深知这一点，于是决策变得顺畅。知将、用将，没有纸面推演的犹豫。
还有一层考虑经常被忽略——士气。自井冈山起，许世友就以“敢冲第一壕”著称。对越反击战最初设想是二十八天速决，必须狠、准、快。领头人若畏首畏尾，部队很难形成雷霆之势。邓小平对身边助手说过一句话：“老许一站到前沿，全军情绪马上就不一样。”这算不上正式文件，却道出人心的微妙。
1979年2月17日凌晨，各集团军炮声同时发起。许世友坐镇广西前线指挥所，电台里密集呼号与越军截获频段交织。第三天清晨，谅山主阵地被我军突破，越军被迫收缩。许世友连续三昼夜未合眼，靠浓茶和辣椒面提神。越军提出和谈那晚，他只是抿了口冷茶，说：“任务完了，回家。”
3月16日，部队陆续回撤。中央简报总结：作战目的达到，边境压力骤减。邓小平在批示里用“速决”“震慑”两个词，高度概括作战效果，也侧面印证了当初点将的正确。
战后，许世友身体每况愈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闭幕，他被推举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却很快递交了退休申请，理由是“南京气候合适，方便写点东西”。中央批准，他回到中山陵8号，种菜养猪，撰写回忆录。人们常在南京街头看到这位大将提篮买菜，似乎与喧嚣军旅判若两人。
1985年1月，邓小平南下视察。火车抵南京前，他打电话给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顺路见见世友。”消息传进8号院，许世友执意去车站迎接，被婉拒。2月1日，两人在中山陵5号3号楼会客厅相见。那天，邓小平带来1980年茅台。席间两人聊起1937年、1945年，再绕到1979年。回忆穿插嬉笑，却句句带血。谈到张国焘事件，邓小平评价：“你在反对分裂上有功。”许世友听后长叹，“这话我等了几十年。”
是夜，南京冬雨淅沥。离别前，两人合影。照片里，两位八旬老人并肩而立，身后是湿漉漉的青松。谁也没料到，这成了绝版。
同年10月22日，许世友因癌症病逝，享年80岁。留下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安葬形式。自1956年中央提倡火葬起，军内高层全部执行。许世友早年在毛泽东处争得“土葬”默许，却未成文。病危时，他再向中央顾委递交书面请求：“棺葬，以尽孝。”文件几番传递，无人敢拍板。最终，邓小平在批示上写下八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笔势干脆，既严守政策，又成人之美。
1985年11月9日凌晨，载着棺木的卡车驶出中山陵，前往河南新县许家湾。沿途老百姓自发肃立，没有锣鼓，没有枪声，只余一声声“许司令保重”。可信也好，传奇也罢，许世友的人生在那条山路尽头画下句点。
回头看，邓小平点将许世友，三大原因层层递进：早年并肩作战建立信任；熟谙两广地形、部队训练与后勤节奏；个人勇猛风格能迅速凝聚军心。与其说是单纯人情，不如说是对战争规律的精准把握。许世友的确不负所托，也让“知人善任”四字，在1979年的丛林中亮出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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