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的一个深夜，人民大会堂西侧那盏常年不熄的台灯又一次亮到凌晨。专案组成员汇报完当天的情况后，房间里只剩一句低声询问：“他开口了吗？”窗外北风卷着雪粒，敲在玻璃上，答复却出奇平静——“已经松动。”
李洪枢的名字，此刻依旧陌生。两年前，他刚被押解进京，一身单薄的呢子大衣下，贴身缝着密写纸、微型放大镜和一次性密码本；这些铁证让他无从抵赖，只能抬手承认身份——苏联情报机关的派遣员。抓捕时间是1972年6月29日，地点在黑龙江宁安县东站，行动干净利落，恰似侦察兵教科书中的标准动作。
可对专案组而言，抓到一个小小特务并非终点。苏联对中国的渗透并未止步，切断一条暗线，转眼又会生出新的触角。周总理在10月的那次碰头会上开门见山：“若只审完就了结，于事无补。不如将他送回去，钓出整条线。”这一思路，让整件事陡然转为攻势反制。
于是，改造成为首要任务。方法并不复杂：以信任瓦解敌意。专案组与李洪枢同吃同住，棋盘对弈、闲聊家常，甚至半夜替他递上一碗热面。一回他低声自嘲：“我这样的人，还有人信？”警卫员笑着把热水杯递过去，“看你表现咯。”短短数月，这位昔日“潜伏者”逐渐卸下防备，开始在审讯室外的空白笔记本上写起自己的心路。
感化一旦奏效，下一步就是布局。1973年秋，按照设定好的脚本，李洪枢悄悄向莫斯科发出第一份“情报”，既有真材实料也有巧妙夹带的假线索：某军区人事调整却故意错置级别；某机场扩建计划则把方位坐标刻意偏移五十公里。对岸收到回电，很快发来最新指令：次年元月中旬，在北京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交接新型电台。
1974年1月15日夜，京城温度降到零下十度。桥下的寒风裹着尘土，吹得行人匆匆。李洪枢按约定暗语开口，“我是阿麟！”桥下应声而起，“我是白桦！”灯影斑驳间，一高一矮两名“同胞装扮”的苏联人露面。口罩被递出，旅行袋被换来，转身之际，信号弹忽地划破夜空，银白光柱照亮四周。守候多时的行动人员顷刻收网，五名苏联使馆人员以及车上一整套电台和文件原封不动落网。史书后来把它称为“西坝河桥接头案”，其实只持续了不到三分钟。
1月19日，我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宣布马尔琴柯等五人为“不受欢迎人士”，限时离境。对方恼羞成怒，当天便在莫斯科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强行押走中国使馆随员关恒广。两国间谍战骤然浮出水面。值得一提的是，苏方这一“对等报复”，反倒坐实了他们心虚——若无深层关联，何必仓促出手？
风波逐渐平息，李洪枢却面临另一场审判。功过从来不是简单加减法。1967年4月，他私自越境投靠对苏情报机构；1970年通过审查后，又接受射击、密写、药物学等专门训练；甚至劝兄长李洪涛全家五口一同外逃。叛国之举，绝不是一句“愿意戴罪立功”就可以抹去的。周总理的处理思路分外清晰：功是功，过是过，奖惩并存，绝不搞“赎罪交易”。
最终决定下达：对其立功部分予以肯定，量刑从宽，内部监护改造；与此同时，将全部材料密封，严禁公开渲染，理由只有一句——“这是活材料，更是一面镜子。”专案组内部传达时，许多办案人员都暗暗点头。善后方案也很快出台：更名、安置、劳动，一切从头来过。
八十年代初，京郊某仪器厂的考勤表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姓名。没人知道，这位性格寡言的化工工程师，过去竟是风光一时的“阿麟”。午休时，他会翻几页俄文杂志，顺手给年轻工友讲几句莫斯科街头的见闻，却绝口不提自己的前半生。厂里有人打趣：“老李的普通话，怎么总带股边疆味？”他只是呵呵一笑，低头继续画图。
转眼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涌进胡同。他的妻子在门口摆了个小杂货铺，生意不温不火，却足够养家糊口。邻居印象最深的是晚饭后，他常推着小孙女在楼下摇椅边逗留，给孩子讲化学小实验。那个男人，似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技术工。
如果不是机密逐渐解封，也许外界永远不知这段往事。公安部档案室的一纸批示写道：“李某已完成监管期，表现良好，准许其离京探亲。”这是2002年的事。彼时，他已年过花甲。回乡祭祖时，老同学悄悄问起当年的风波，他望着家门口那棵老榆树，只回了一句：“年轻气盛，走错了路，还好能回头。”
李洪枢之后的轨迹再无更多公开记录。无声不等于无痕。对于反间谍战线，这位“逆用者”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普通生活，他更像一名渴望平静的匆匆过客。行走于人海，身边人或许只记得他爱喝一口小烧，偶尔谈论化学配方，绝不会想到，他曾在1974年那个寒夜，亲手将苏联间谍网的一角撕开。
时移世易，情报对抗的锋芒未必总在聚光灯之下。破局的桂冠往往戴在无名之辈头上，而他们最终选择的，却是不被打扰的寻常日子。这种落差，恰是隐蔽战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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