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的时候，妥懽帖睦尔，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元顺帝，躺在草原的帐篷里，耳边是风声，眼前却总闪过那座他匆匆逃离的巍峨都城。
他想不明白，祖父忽必烈建立的、横跨东西的无敌帝国，怎么就在他手里走到了这一步。
他后来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一切的转折，或许从他把朱元璋当成另一个刘福通开始，就注定了。
元顺帝不是没经历过风雨。他当皇帝的年头很长，三十五年，在元朝皇帝里是头一份。他见识过起义，也镇压过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那个叫刘福通的汉人在颍州扯起红旗，天下震动，应者云集。
刘福通的红巾军声势浩大，鼎盛时号称百万，三路北伐，其中一路甚至打到了元朝的上都，一把火把宫殿给烧了，另一路逼近了大都的东边门户通州。
那时候，元朝看起来危如累卵。但元顺帝和他的朝廷最终熬过来了。他们倚仗几支还能打仗的军队，比如察罕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父子的队伍，硬是把红巾军的攻势一点点压了下去。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刘福通在安丰被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围攻，朱元璋率军来救，接走了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
后来刘福通在瓜步渡江时意外溺亡，这个曾经让元廷头疼不已的“妖寇”就此落幕。
在元顺帝看来，南方的叛乱就像韭菜，割一茬，长一茬，但总归是能割掉的。刘福通，就是其中长得最壮的那一茬韭菜，虽然棘手，但终究被除掉了。
所以，当南方的消息再次传来，说一个叫朱元璋的和尚出身的豪强，先后吞并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
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于应天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并派徐达、常遇春统兵二十五万北伐时，
元顺帝和朝堂上的许多贵族大臣，内心是有些疲惫的，甚至带着一丝轻视。他们下意识地把朱元璋归类了，这不就是又一个刘福通么？或许比刘福通能打一点，但本质上，还是那群乌合之众。
刘福通起义，靠的是一腔血勇和“明王出世”的信仰号召，队伍庞大但组织松散，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和系统的战略。
他的北伐声势惊人，但各路军马缺乏协调，更像是流寇式的冲击。
朱元璋则完全是另一个路数。他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投奔郭子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称帝，用了十六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
他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默默经营根基。他消灭陈友谅，是生死攸关的鄱阳湖大战；打败张士诚，是艰苦卓绝的平江围城。
他的军队是尸山血海里淬炼出来的正规军，他的将领徐达、常遇春是能攻善守的帅才，他的谋士李善长、刘伯温是运筹帷幄的智囊。
刘福通的旗帜是“反元复宋”，目标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朱元璋北伐的旗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是一份清晰的政治宣言，目标直指推翻元朝，建立新朝。
元顺帝以为面对的还是一场需要“平定”的“叛乱”，但实际上，他迎来的是一场旨在“更始”的“革命战争”。
这种误判，直接影响了元顺帝对唯一还能倚仗的支柱，扩廓帖木儿的态度。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是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养子。
察罕帖木儿被刺杀后，他接手了这支当时元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以山西、河南为基地，主要由察罕旧部和李罗帖木儿的部分降军组成，战斗力强悍，是拱卫京师的最后屏障。
连朱元璋都称赞其为“天下奇男子”，常遇春等人也视其为劲敌。
北伐开始后，徐达、常遇春的战略是经典的“撤其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扼其户槛”。他们先攻山东，再取河南，最后直捣大都。
这个过程中，元军在北方的主力正是扩廓帖木儿的部队。如果元顺帝能像他父亲信任察罕帖木儿那样，给予扩廓毫无保留的支持，将山西、陕西、甘肃的兵马统一归其调度，依托地形进行纵深防御，历史或许会有变数。
但元顺帝没有。
长期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的锐气，无尽的权术斗争滋养了他的猜忌。朝廷内部，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首的一派，与扩廓帖木儿矛盾极深。
太子及其背后的势力，担心扩廓坐大，威胁到未来的皇权。元顺帝自己，也对这位手握重兵的将领疑心重重。他既需要扩廓去抵挡明军，又害怕他成为第二个安禄山。
于是，在明军北伐的紧要关头，元朝内部上演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内讧。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末，元顺帝听信谗言，下诏削去扩廓帖木儿的官职和兵权，并命太子统领诸军，甚至调动其他军阀势力去“讨伐”驻扎在山西的扩廓。
扩廓一怒之下，真的和朝廷派来的军队打了起来。这场元朝内部的“山西之战”，耗时耗力，极大地损耗了本就所剩无几的国防力量。
当徐达的北伐军按照既定方略，由山东转攻河南，一路势如破竹时，元朝最能打的部队却在山西和自己人纠缠不休。
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当徐达大军沿运河北上，攻克通州，兵临大都城下时，扩廓帖木儿还远在太原，根本来不及，也未必愿意回师救援。
直到徐达兵临城下，元顺帝才从旧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他试图紧急与扩廓和解，加封他一系列头衔，但诏书能否送达都是问题。
大都城内，能战之兵早已调空，宿卫虚弱。他派出的最后一点象征性的抵抗力量，在勇猛如虎的明军将领面前一触即溃。
直到此刻，元顺帝或许才彻底明白，朱元璋不是刘福通。刘福通的北伐是四面开花，声势大但后劲不足。
朱元璋的北伐是精心策划的致命一拳，稳扎稳打，直击心脏。他用来对付“流寇”的办法，在真正的“王者之师”面前毫无用处。
摆在元顺帝面前的，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逃。这个决定，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争议。
有宦官赵伯颜不花哭谏，请他死守社稷。但元顺帝说：“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宋朝的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受尽屈辱，最终惨死异国。作为蒙古皇帝，如果被汉人军队俘虏，下场可能更加不堪。
他选择北逃，退回蒙古草原，至少还能保持政权的延续（北元就此建立），为黄金家族保留复兴的火种。
从个人和家族生存角度，这或许是一个理智甚至“精明”的选择，但对于大元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而言，这等于彻底的放弃。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元顺帝携后妃、太子、部分大臣，打开健德门，仓皇北逃，直奔上都。
八月初二，徐达整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元顺帝北逃时，带走了大量的典籍、文物、仪仗，以及最重要的传国玉玺。
野史记载，逃亡途中，他在颠簸的马车上惊魂未定，摔下车都以为是明军追至，其仓皇之态可以想见。
战后，在草原的寒风中，元顺帝最大的心结，恐怕就是误判。他误判了朱元璋，把一个志在天下、组织严密的开国雄主，当成了又一个草莽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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