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玉祥的回忆里，李鸣钟始终是那个“一天一夜行军近百里，解长辛店之围”的骁将。这位从河南沈丘走出来的军人，自滦州起义开始就紧随冯玉祥左右，历经护国讨袁、粉碎张勋复辟、直奉大战等诸多硬仗，一步步跻身西北军“五虎上将”之列。李鸣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危急关头率部驰援，大破奉军。面对李鸣钟这般骁勇，就连吴佩孚都欲以师长之位挽留，他却毅然回师冯玉祥麾下。
老冯的影子
李鸣钟的资历说起来那是相当深厚的。
从滦州起义时的排长，到护国战争中与朱德会师泸州，再到讨伐张勋时率部攻破天坛，李鸣钟的履历几乎与冯玉祥集团的崛起同步而行，而他也一度成为冯玉祥的影子。
1920年代，李鸣钟已经是冯玉祥倚重的核心旅长、师长，并在绥远都统任上展现出理政的才能，修路办学，团结蒙汉，试图经营一方净土。
和当时很多草莽将领不一样的是，李鸣钟的性格里，既有军人雷厉风行的刚硬，也有传统士大夫注重道义与乡谊的温情。
这样的性格让李鸣钟不仅在战场上能攻坚克难，在人际斡旋中也颇有手段。
1927年，正是李鸣钟作为冯玉祥的特派代表南下，与蒋介石频繁接触，最终促成了那场改变格局的徐州会议，让蒋、冯二人得以“义结金兰”，整个北伐打开了新局面。
功成时刻，李鸣钟也曾经是踌躇满志，他认为自己为老西北军和冯玉祥找到了最有力的盟友，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但是这种感觉在一个利益为上的时代，并没有那么让人刻骨铭心，而且那个新盟友很快就会亮出獠牙。
是好也是坏
历史就是一个滑稽大师，李鸣钟以忠诚为纽带促成的联盟，恰恰成了稀释乃至终结他这种纯粹忠诚的引子。
北伐成功后，曾经兄友弟恭的盟友瞬间变为利益驱动下的你死我活。
蒋介石的“削藩”策略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地盘利益激烈碰撞，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在此时，李鸣钟的角色变得异常尴尬。他也曾经试图在故主冯玉祥与新盟主蒋介石之间奔走调停，呼吁避免内战。
但这番苦心在各方铁了心的利益算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李鸣钟的“立场摇摆”或者是“居中调解”，在非此即彼的站队文化中，很快被双方都视为不可靠。
冯玉祥觉得李鸣钟心向南京，而蒋介石则从未真正将他视为心腹。当吉鸿昌（他曾的部下）遭蒋忌恨时，李鸣钟为保全西北军残存力量，竟不得不亲自劝吉交出兵权，这其中的无奈与悲凉，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味。
李鸣钟个人的忠义信念，在大争之世与军阀政治中“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生存法则格格不入。而他试图调和矛盾的君子之风，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游戏中毫无立足之地。
李鸣钟就像一柄过时的旧刀，虽然曾经锋利无匹，但在新的战争形态里，却失去了用武之地。
将军何去
于是曾经的战将变得无所事事，从中原大战前夜心灰意冷地“赴美考察农业水利”，到归国后被任命去指挥并不由衷的“剿共”战争，再到“九一八”后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愤然辞去所有职务，赴北平隐居，李鸣钟的每一步退却，都是理想对现实的一次妥协，都是热血被冰水浇熄的无奈回响。
李鸣钟晚年时虽也曾涉足赈灾与地方事务，但早年那种纵横捭阖、影响一方政局的气势已荡然无存。
1949年，李鸣钟最终因病去世。而他的失势，仅仅是因为他“立场摇摆”吗？还是说，在那个道德与权术彻底割裂的年代，他心中那份传统的、人格化的“忠义”，本身就已无处安放？
冯玉祥的“倒戈”之名震动天下，甚至有了个民国吕布的称号，但是其行为逻辑是集团利益的精确计算。蒋介石的首领之位，依靠的是权谋、金钱与黄埔系的绝对服从。
相比之下，李鸣钟所恪守的，则是更古典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当旧式的伦理遇到现代政治的冰冷机器，悲剧几乎不可避免。和他的同期的人物，如善于审时度势的阎锡山，或最终另辟蹊径的冯玉祥，其政治生命都比他延续得更久，这恰恰反衬出他性格中那份“不二”的固执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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