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下旬，北京夜雨初停，永福堂的灯却亮到拂晓。雨点打在窗台，警卫景希珍清楚记得，那一夜彭德怀几乎没合眼。
会场上的争论刚刚平息，他已决定离开这座陪伴了七年的院落。没官职，住进核心区总让他心里不踏实。“读书要静，地方太闹。”他半开玩笑地解释搬家的原因。
真正的想法他只对景希珍点破过一句：“没了担子，再占这么好的房子，像什么话？”字虽轻，语气却笃定。
8月30日清晨，信件送到杨尚昆办公桌——“申请迁居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很快，批准回电打印完毕。行动比字快，彭德怀连新院子都没去看就拍板。
收拾那天，没有送行，没有照相机，只有一只木箱和几大包书。元帅服、勋章、纪念品，被他归进“上交”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说完，抬手示意继续封箱。
景希珍蹲在地上，悄悄抚了抚那件镶着银星的上衣。彭德怀瞧见，声音放柔：“留不留物件不重要，留得住的是该干的事。”
9月1日上午，家人和随从乘两辆吉普驶向西郊。吴家花园比永福堂大得多，又僻静得多。树影婆娑，野草没膝，院落里回荡着蝉声。彭德怀站在门口，说了句：“这里能种地，值！”
距十周年国庆只剩一个月。按原计划，1959年的阅兵首长本应是他。他对调集受阅部队、方队顺序、炮兵口令，事无巨细，早在春天就定了大纲。
调任消息一出，筹备工作整体移交给林彪。仪式的程序没动，可名单换了。外界猜测纷纷，他却反而轻松，连文件也没追着看。
9月下旬，中央办公厅送来一封烫金请柬，邀他登天安门观礼。递请柬的人走后，他摩挲纸角，笑了笑：“主席没忘我，这就够了。”
旋即吩咐景希珍去回话：“我请假，不去。”理由只有四字，却让送信人员犯了难——哪位元帅会在国庆十周年“请假”？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礼炮七十响，十五个徒步方队整齐通过。广播里“同志们辛苦了”的声音传到西郊。彭德怀没开收音机，他在书房翻检一册又一册俄文军事文献。
夜幕降临，焰火升空。浦安修拉着他走到院门口，两人踩着长凳眺望城里的光束。火树银花映在他额头，短短几秒，他轻轻点头——那是对十年奋斗的默许。
秋收后，吴家花园的菜畦已经整好。翻地、拉粪、种白菜，他干得有模有样。邻近的农户常见这位穿旧粗布衫的老人，没人想到他曾指挥过百万雄师。
10月中旬一个大雾早晨，电话铃骤响。毛主席在另一端：“今晚过来坐坐，老朋友聚聚。”一句话打乱了他拔草的节奏，连早餐都顾不上。
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刘少奇、朱德、陈毅、彭真都在。气氛并不拘谨，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谈起学习问题。彭德怀提议去中央党校深造四年。主席摆手：“两年就行，先学先用。”
学习安排妥当，他沉默片刻起身道别。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多谢诸位关心，保证按时到校。”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接下来的两年，他规律得像钟表：上午马列原著研读，下午栽瓜种豆。偶尔老战友来访，话题离不开边防、训练、火炮改进。有意思的是，谈到新式装备，他总先问“成本”，再问“射程”。
1965年初春，彭真一通电话把他叫到人民大会堂，西南三线建设紧迫，需要一位能跋山涉水、懂后勤又有魄力的老将。彭德怀没立即答复，只说“让我想想”。
同年5月，他再次踏进中南海。毛主席紧握他的手，“去成都，事多，要敢打硬仗。”两双布满老茧的手握得很紧，那一刻，旁人都没出声。
半月后，火车南行。车窗外麦浪滚滚，他凝望许久。北京一别，又是新的战场。
吴家花园的土地此后由学校接管，菜畦里依旧一年四季见绿。邻居谈起那位曾在院里弯腰锄地的老人，只说他走得急，连刚长出的黄瓜也没来得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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