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秋，华北的风掠过津沽大地，卷起落叶，也卷走了一座城市短暂的宁静。那天深夜，一份厚重的揭发材料摆在天津地委会议桌上，李克才盯着封面，沉默了很久。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次摆动都像在提醒：留给刘青山和张子善回头的时间不多了。
刘青山十五岁入党、十六岁被捕却伺机脱身的故事，老区很多老人耳熟能详。人们记得他在抗日根据地那场动员大会上振臂一呼，八百名壮丁当场报名；也记得张子善在校门口的台阶上，用粉笔画出“抗敌救亡”四个大字后被反动派扭送警署的那一幕。功劳与鲜花伴随他们走过枪林弹雨，却没能挡住战后扑面而来的物质诱惑。
1949年初夏，两人随平津战役部队凯旋进入天津。短暂庆功以后，刘青山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张子善担任专员。刚就任时，他们还常把“群众”“艰苦奋斗”挂在嘴边。然而不到一年，地委大院门口就停进了几辆新购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在午后阳光下反射出刺眼光斑，和旁边破旧卡车形成强烈反差。
李克才到任时，先是对这奢华排场心生疑惑，接着便发现大量公用仓库物资去向成谜。可疑之处，一件接一件。年底，《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某些干部私售东北木材”，天津干部瞬间炸了锅。刘青山却抖抖报纸，半开玩笑半威胁地说：“天津的天，不会塌在胆小鬼头上。”李克才听完，只觉背脊发凉。
国家刚建立，百废待兴，军费、抚恤、修复水利样样要钱。可在1950年春天，刘青山批下一张“机关生产”条子，10亿粮款瞬间被挪走。拨款清单上潦草几字，竟成了他们享乐的通行证。天津郊区一处别墅里，浴缸水温恒定，丝质浴巾堆满木架，据说那一池热水的钱够周边五十户难民吃半个月杂粮。
李克才劝过。茶几边他压低声音：“青山，大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是为这一天吗？”刘青山却摆手：“打仗拼命换来的安稳，总得有人先享福。”短短一句，把昔日同袍的情面撕得粉碎。
继续纵容，只会把天津拖进泥塘。1951年11月召开的河北省代表大会，李克才干脆把全部证据摆上讲台，会上鸦雀无声。之后中央迅速介入。调查组清查账目足足三月，累计金额达到一百七十一亿元，数字像冰冷匕首，将两人最后的遮羞布划得粉碎。
1952年2月10日，保定公审广场人山人海。宣判书念到“死刑立即执行”时，掌声浪潮般推向看台尽头。两声枪响划破空气，尘土飞扬，那一刻很多人为自己曾经的崇拜感到羞愧。远在天津寓所，李克才手握旧照片，眼眶通红。他曾竭力挽救，却终究没能留住两位昔日战友的生命，更没能留住他们的初心。
按政策，刘青山留下的三个孩子被安置在国家供养序列，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由民政部门承担。孩子们懂事，学习刻苦，成年后分别进入工厂、科研院所以及地方机关，各有成绩。李克才偶尔寄去书籍、布票，仅一句“好好做人”作为附言。
时间迈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座老式砖楼前来访的青年自称刘家长子。寒暄片刻，他低声问：“李叔，父亲被定罪的事，可否再查？”大厅内光线暗淡，李克才愣了几秒，缓缓说道：“孩子，你父亲有功，但罪证俱在，谈不上含冤。”短短十余字，却像千斤巨石，让对方沉默良久，只能点头告辞。
后来坊间偶有议论：刘家孩子为何还想翻案？多半是想为英雄父辈保留一点体面。可在法律与铁证面前，情感只能退居其次。刘青山一路走来，从热血少年到地方大员，不是没人提醒，只是每一次提醒都被挥手拒绝。迈出那一步容易，回头极难。
有意思的是，公审后不到半年，全国多地纷纷组织反贪整廉学习班，大量基层干部主动上交不当所得。刘青山、张子善的结局成了最直观、最震撼的警示教材。从这一点看，中央当年坚持执行死刑，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震慑作用。
历史不会专门照顾某个人的功劳簿，也不会对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张二人以生命为代价，让后人明白：枪林弹雨里的牺牲固然可敬，但建设时期的纪律同样不容置疑。天津仓库里那张早已泛黄的借条，如今无人再提，可它见证了一个时代最尖锐的叩问——在权力与私欲面前，底线究竟在哪里？
岁月流逝，曾经的枪声早已散入风中。然而每当有人回顾保定那场公审，往往仍被现场两万多人举起的拳头所震撼。那是人民对腐败最直接的怒火，也是新生政权对自我净化的决心。毕竟，一支队伍之所以值得托付，不在于曾经赢过多少仗，而在于能否在和平年代依旧保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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