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昔阳县召开全县农业现场会。会后散场的路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郭凤莲停在山坡边，望着一溜儿梯田，轻声问随行干部：“要是咱们还按陈书记当年那套干，大寨现在会怎么样？”那名干部低头没吭声。留下来的，是一个横在当地人心头多年的疑问。
追溯到1952年，36岁的陈永贵接过村支书的木制印章。那时的大寨，石头地、薄土层，亩产勉强一百多斤。洪涝、旱灾轮番折腾，青壮年靠外出背煤糊口。陈永贵认定“人定胜天”四个字，一锄头一畚箕，领着乡亲们开荒修梯田、凿渠垒坝。十年苦干，1963年粮食产量突破七百斤，“战天斗地”的大寨故事被新华社反复播发，全国学农典型随即树立。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一岁寿辰。宴会上，他把这位庄稼汉按在身旁的椅子上，问了一连串玉茭密植、深翻压绿肥的细节。席间笑声不多，话题尽是农事。第二年，大寨被正式冠以“农业学习典范”，陈永贵名声大噪，也一步步走到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荣光背后，模式的局限却在悄然显形。进入七十年代后期，国家财税结构变动，外向型经济雏形出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四川先行试点并迅速见效。1979年中央文件下发，支持包产到户。对于坚持集体化的昔阳模式，各方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争论在北京的会议室里屡屡白热化。
彼时的大寨，整体产粮水平虽仍居当地前列，却已被南方丘陵和东部平原家庭承包地超越。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发现，在深圳一条流水线干上半年，挣得顶得上家乡一年口粮。矛盾一点点聚拢，村集体交售任务重，个人可支配收入却停滞。陈永贵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多次回村，思谋“怎么不走包产也能增加收入”，却始终没能拿出新招。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离世，终年七十。人走茶凉，大寨究竟往哪儿去，摆在了继任班子的案头。郭凤莲自1964年当铁姑娘队长起，就被老书记视作接班人，但真正执掌全局要再等五年。1991年，她正式成为村党总支书记，那一年她四十四岁。
接棒时的家底并不光鲜。全村人均年收入九百多元，只够糊口。更麻烦的是，集体经济在账面上有欠债，连给老人发口粮都捉襟见肘。县里建议“分田单干”，部分社员也私下挖沟划畦，气氛颇为微妙。郭凤莲左思右想，决定先去看看外面的路。她带着几名骨干坐绿皮车一路南下，跑了宁波、温州，又折转到广东顺德。车票钱是东挪西借来的，去时口袋里只装了二百块。
江南那些吱呀作响的纺织机，把她震住了。作坊模型、外贸订单、工人排班单，句句都不是熟悉的“亩产多少斤”，却直指“口袋多鼓一点”。回村后，她召集社员夜谈，一连几晚，小马灯下的土炕挤得满满当当。有人犹豫：“咱是农业学大寨，干嘛学别人开厂？”另一位老贫协干部闷声反驳：“再种下去，娃娃们都得跑出去打工。”
1992年春天，村里第一家羊毛衫厂挂牌，总投资才三十万，机器是二手的，厂房是翻新牛棚。开张那天，郭凤莲喊来退休多年的老书记家属剪彩。彩带落下，她对老书记的儿子低声说：“伯，您放心，咱不糟践老传统，可也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对方抹了把泪：“只要老百姓好，啥路都行。”
羊毛衫质量不俗，很快就跑出了市场。紧接着，建筑队、铸造厂、机械厂陆续落地。不足十年，村集体与村民合资的企业突破二十家，年产值直线上窜。2000年，昔日靠公分分红的社员，已可以领到股金、租金、工资“三份钱”。这是陈永贵当年无法设想的景象。
经济高度增长带来另一副面孔——嘈杂和烟尘。2005年，环保检查组开出多张罚单。郭凤莲开会拍板：“再这么熏下去，后世子孙喝什么水？”部分企业被外迁，旧矿坑被改造成人工湖。两年后，大寨把生态观光定为产业转型重点，开发“农耕文化+红色记忆”路线，昔阳梯田又恢复了松涛竹影。
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村民人均纯收入一万三千元，在山西乡村中鹤立鸡群。那一年，郭凤莲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老同事当面恭喜。她却在返程车上轻声说道：“换个角度想，假如我还抱着集体高指标那本‘老经’，大寨指不定在哪块石头地里发愁哩。”
诚然，陈永贵留下的，是艰苦奋斗、勇于开山的精神资产；但他强调的高度集体化模式，受制于土地规模、市场机制乃至资源禀赋，一旦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就很难支撑长远发展。1970年代末中央推进包干到户，不是简单的“分光家产”，而是让生产关系重新契合生产力，这一点，陈永贵晚年已开始认同。他曾对亲友坦言：“庄稼人先把肚子填饱，再谈别的理想，更踏实。”
大寨的转向同样符合这一逻辑。在郭凤莲的年代，集体资产依旧存在，却以股份合作方式注入企业；土地仍由村集体所有，却通过流转提升了规模效益；传统红色文化没有丢，反而成为旅游资源，被打造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守与变革，不是对立，而是两条必须交织的经线与纬线。
今天的郭凤莲已年近八旬。她常把那句“若按陈永贵的设想去发展，大寨会走向何处”挂在嘴边。对晚辈而言，这更像是一道追问——历史的经验可敬，却不能停步。路径选择一旦固化，就会被时代甩在后面；而精神财富，只有在不断更新的实践里，才能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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