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18日凌晨，北京总医院的灵堂灯火未熄。守夜的几位工作人员谈到宋时轮最后一次训话，“不厚费者不多营”几个字又被默诵出来。穆俊杰站在灵柩旁，想起三年来耳闻目睹的点滴，尤其是那场关于“伙食费”的较量。
回到1988年秋天，穆俊杰第一次走进程家花园。青砖灰瓦保留着京味儿，院子里却透出军人式的井然。二十来平的书房，布满线装典籍与《马恩列斯毛选集》。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幅湘绣毛主席像，颜色早已陈旧，但毫无褪色。那一刻，穆俊杰心里明白：这位大将的日子，注定与“奢华”二字无缘。
冬天到了。1989年12月，宋时轮肝病复发，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病榻前，他依然盯着文件。一次闲谈，穆俊杰指着宋时轮那件袖子破了大半、棉絮外翻的旧棉衣，小心翼翼地提醒：“首长，该换件新的。”宋时轮笑了笑，“袖子破，就剪下缝个新的，还能穿。”他随手把袖口翻了翻，“打仗那年冬天，多少兄弟连棉衣都没有，我这点破布算啥？”一句轻描淡写，却把病房里的暖气都压低了几分。
第二年初夏，南京。宋时轮坐在老沙发里和穆俊杰聊天。那套沙发，木架嶙峋，外皮补了又补。沙发原本是孔祥熙二小姐的卧具，1950年代被划给了宋家使用。一坐三十年，弹簧早失了劲儿，可他依旧把它当宝。说起沙发，宋时轮像在念旧：“东西能用就行，坏了修。修好了还能再战。”
同年八月，家里突然停电，小女儿宋百一点蜡复习，困意袭来，蜡烛烧裂了玻璃台板，连带桌面焦黑一片。第二天，宋时轮找到营房处祝玉广副处长，“买块玻璃，钱从我工资扣。”祝副处长还没开口，宋时轮又一句：“毛主席说过，损坏东西要赔。谁都一样。”穆俊杰在旁插话，想用院里办公费报销，被宋时轮瞪了一眼，“报销？想都别想。”几句话，生硬得像刺，可道理明白得很。
如果说破棉衣、旧沙发显示的是个人简朴，伙食费的争执则关乎他对部下的体恤。程家花园饭桌不大，却常常围坐七八个人。工作人员轮流值日做饭，吃完一声“谢谢首长”，散伙。大家想交钱，宋时轮拦着，说什么也不答应。物价上涨，津贴提高，众人找了几次，宋时轮才象征性收每月十元。穆俊杰心里别扭，“吃饭交钱天经地义啊。”宋时轮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摆手让他坐下，讲起了一段青年往事。
1923年底，他与左权、蔡升熙准备赴广州报考陆军讲武堂。湘南战事紧张，火车陆续停运，几个人靠步行、搭车辗转南下。半路盘缠吃紧，宋时轮提出：剩下的钱集中给左权他们，他独自回湖南筹款。临别时，左权塞给他两块银元，“哥们儿保重。”宋时轮硬是把银元推了回去，“不厚费者不多营，报国要紧。”几经周折，他筹得路费赶到广州时，左权已毕业。多年后，他说起那趟徒步，“吃了十来天干粮，肚子空得直贴脊梁，但人得先过钱这一关。钱要靠双手挣，兄弟不能为我多花一分。”
故事讲完，宋时轮看着穆俊杰：“我出身苦，组织把你们派来照顾我，我怎么能再让你们掏钱？二十岁的娃娃，手头本来就紧，大将也不能跟战士计较。”
1990年6月，台湾“客人”来访。蔡升熙的胞弟蔡升杰跨海而来，按理该设宴寒暄。宋时轮提前嘱咐统战部门：“别订饭店，就在我家吃。”那天餐桌上多了两道红烧菜、一瓶绍兴黄酒。菜一上，宋时轮呵呵一笑，“这里只能将就，吃个味道。”末了掏钱包，悄悄把菜金塞给炊事员。旁人劝他报销，他只抬了抬手，“私客私请，军费不能挪。”
相似的场景不断重演。华东战友进京开会，晚饭常在程家花园解决。八九个人落座，红烧肉、老鸭汤、家常豆腐，一桌菜却算得清：猪肉几两、酱油几勺，他自己事后全买单。谭启龙回忆这事，先是哈哈大笑，转而摇头，“小气？不，宋老是实诚，他怕欠组织什么。”
有人说，这样太克己；有人敬佩，称他廉洁自守。宋时轮听多了也只简简单单一句：“当兵打仗那阵，战士拿命换胜利，我若占他们便宜，心里过不去。”语气平平，却是掷地有声。
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病逝。穆俊杰整理遗物，又见那件补丁棉衣、那套摇摇欲坠的旧沙发，还有装着零零散散发票的小布包——全是他垫付伙食费、医药费的记录。院里后来提议把十元膳食费恢复成公费报销，原来那几名工作人员坚持照旧，他们说：“首长在时都没花过我们的，走了也不能让他破例。”
宋时轮生前常告诫身边人，“纪律是条线，越线则乱。”他用一桌家常菜、一张自费的玻璃板、一件打补丁的棉衣，把这条线死死守住。穆俊杰回想当年争交伙食费，被拒时还觉尴尬，如今才懂，那声“家里人不收钱”，其实是老将军笃定一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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