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兰州国民党军的大营里，尘土飞扬。
在一堆穿着破烂、满脸油泥的苦力中间，混着个名叫“徐映清”的汉子。
他脑袋上扣着顶烂毡帽，帽檐压得极低，恨不得遮住整张脸，身上裹着件光秃秃的老羊皮袄，正埋着头跟俘虏们一块修路。
就在这过去的一个月里，这人已经被提审了六回，皮肉苦也没少吃。
可不管对面怎么盘道，他嘴里就咬死一句话：我是大头兵，啥都不知道。
这层伪装本来做得天衣无缝。
谁承想，某天他在河边洗脸的时候，出了个要命的岔子。
有个叫乔国建的叛徒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场指着他对敌人喊：“这是个当官的。”
这一嗓子，直接把“徐映清”推到了悬崖边上。
一旦真实身份露底，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这个“徐映清”的本名，叫徐立清。
这会儿，徐立清得在几秒钟的功夫里，跟阎王爷来一场心理博弈。
承认？
那肯定得挨枪子。
否认？
证人就在跟前杵着。
他赌了一把，赌的是人性的盲区——乔国建虽然看着脸熟，但其实并不了解底细，以前只在住院的时候打过照面，压根摸不清他到底是干啥的。
徐立清脑子转得飞快，立马改了口：“我是医院的医务主任。”
从“指挥官”变成“郎中”，这个身份既把熟人见面的事儿圆了过去，又巧妙地避开了“红军高层”这个催命符。
这不光是脑子活泛，这是他在过去三个月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生存本能。
要把这事说清楚，得把日历翻回三个月前，1937年2月。
那会儿，徐立清面对的摊子，比蹲大牢还要让人绝望。
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被围得像个铁桶，整整打了七天七夜。
主力要想冲出去，必须得有人留下来当靶子，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这是一道要把心撕碎的选择题：谁来当这块诱饵？
徐立清把这活儿揽下来了。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塞给他带走的不是什么精兵强将，而是一个超级大包袱——总卫生部、医院的勤杂工、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随军的家属。
这一千多号人，绝大部分连枪都拿不稳。
徐立清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头把这支队伍编成“第2纵队”往西边大山里赶，就是为了让敌人误以为主力在往西跑。
说得难听点，他和这一千多人，就是扔出去喂狼的那块肉。
这就是第一个生死关口：手里抓着一把烂牌，怎么既把敌人引开，又能保住大伙的命？
徐立清没傻乎乎地去硬碰硬，也没没头苍蝇似的乱跑。
等他发现敌人暂时没咬上来的时候，他拍板做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散伙。
他把勤杂人员和还能走动的轻伤员，拆成了一个个小股游击队。
那公家的钱咋办？
徐立清手里攥着50个金戒指，这是部队最后的家底。
他没往自己兜里揣，也没找人集中管，而是干脆利落，把这50个金戒指分给了各个小组当路费。
这招背后的算盘打得很精：一千多人聚成一坨，目标太大，一旦被围圆了就是一个都不剩。
撒豆成兵分头跑，虽然还是危险，但至少没把鸡蛋全装在一个篮子里。
那50个金戒指，就是发给每个小组的“保命钱”。
等到敌人的步兵骑兵终于围上来的时候，徐立清早就把大部队化整为零，让他们钻进西南深山里藏起来了。
而他自己，领着医院院长丁世芳、书记汪运先这么几个人，继续在风雪天里跟敌人绕圈子。
接下来的日子，是徐立清这辈子最难熬的时辰。
在往老林子里钻的路上，队伍彻底被打散了。
一块出来的院长丁世芳找不见了，就连他刚结婚一年多的媳妇刘明清——那个四川籍的女红军，也走散了。
队伍没了，战友丢了，老婆也没了。
徐立清身边就剩下几个半路收拢的散兵。
这时候，摆在他眼前的第二个难题来了：往哪儿走？
徐立清原本打算是往北走，去宁夏，过了黄河回陕北。
这条道理论上能走通。
可半道上，有个放牧的老乡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去宁夏得穿大沙漠，没骆驼马匹根本就是送死。”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听到了个信儿：又有红军到河西这边来了。
徐立清琢磨着，这八成是援西军到了。
既然北边是死胡同，西边也没活路，那就掉头，往东走！
去找救兵。
这是一个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拿命做赌注的决定。
他们在雪山草地上硬挺了快一个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断了粮，力气也耗干了，几个人互相架着胳膊，发誓就是爬也要爬回陕北去。
到了4月上旬，他们渡过黑河，摸到了甘州（就是现在的张掖）西南的山头上。
眼瞅着离活路越来越近，一个小小的疏忽却把一切都毁了。
那天大清早，大伙累得实在不行了。
徐立清安排了一个人放哨，让炊事员去半山腰的茅草棚找点水，剩下的人原地打个盹。
太累了。
徐立清刚一沾地就睡死了，连那个放哨的兵也抱着枪坐着睡着了。
去茅草棚找水的炊事员让敌人给摁住了。
坏事就坏在口音上。
炊事员一口四川话，直接就把红军身份给卖了。
在敌人的刺刀底下，炊事员心理防线崩了，供出了徐立清他们藏身的地方，还领着敌人摸了上来。
徐立清他们还在做梦呢，就被一锅端了。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的前情提要。
被抓以后，徐立清先在甘州蹲了三天大牢，又在凉州关了半个月，最后被押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这一个月，他靠着“大头兵”的身份，愣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混了过来。
哪怕后来被乔国建那个叛徒指认了，他也靠着“医务主任”这个假身份，不光保住了脑袋，还被转到了军官队。
事情的转机出在5月份。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起来了，中共驻西安办事处派人到兰州来要人。
谈来谈去，国民党那边点头了，同意把徐立清这批被俘的人送到西安去，然后再回延安。
乍一看，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徐立清心里的弦，一秒钟都没松过。
6月份，在押送的路上。
国民党的大兵沿途抢老百姓的东西，回头却倒打一耙说是红军抢的。
这种栽赃陷害的下作手段让徐立清看明白了，这趟去西安的路，怕是不太平。
他一路上在俘虏和老百姓中间做工作，揭穿敌人的鬼把戏，同时也瞪大了眼睛找逃跑的机会。
走到平凉地界，机会来了。
路边有些做小买卖的。
徐立清眼尖，发现里头有几个人不对劲。
他假装过去买东西凑近了点。
果不其然，那是红军援西军派出来的眼线。
那个“小贩”压低嗓门给他指了条活路：往东北方向跑，到镇原去找红军。
这要是换个普通人，估计还得犹豫：都要送回西安了，干嘛还要冒着杀头的风险跑路？
万一没跑掉咋整？
但徐立清心里的账算得清清楚楚：把命交到敌人的嘴皮子上，永远是下策。
既然已经知道了红军的确切位置，把命攥在自己手里才是上策。
一天半夜，老天爷帮忙，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是最好的掩护。
徐立清撬开关押室的后窗户，跳出去，翻过墙头。
在大雨里，他朝着东北方向撒丫子狂奔。
那是自由的方向。
第二天，徐立清在镇原摸到了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的大门。
经过徐太先等人作证，他恢复了党籍。
到了7月，徐立清当上了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
说来也巧，他上任后干的主要活儿，就是负责审查那些归队的被俘人员。
没人比他更适合干这个了。
他经历过当诱饵的牺牲，经历过分金子突围的决断，经历过被叛徒出卖的惊险，也经历过在敌人眼皮底下装孙子的隐忍。
回头再看这五个月，徐立清能活下来，绝对不是因为运气好。
在倪家营子，他敢散伙分钱，这是懂得取舍；
在兰州大营，他敢编瞎话骗人，这是懂得应变；
在平凉的雨夜，他敢跳窗户跑路，这是懂得决断。
老天爷没给他发一手好牌，但他硬是把手里的每一张牌，都打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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