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学作为鲁西地区重要的教育文化载体，其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由名相王曾创立，历经宋金两代的演变，至元代发展为东平学府，形成了一条连贯的文化传承脉络。宋金时期的郓学在办学模式、教育理念与区域影响力方面不断调适，为元代东平府学的崛起奠定了深厚基础。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因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宰相王曾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之衔出判郓州（今山东东平）。作为科举制度的巅峰代表（三元及第的状元）和兼具国家视野与地方关怀的儒家政治家，在科举制度巩固、崇文风气日盛的时代背景下，他深知教育对个人成才与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作用，深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出知郓州后不久，就进行超前性文教实践，着手创办郓学，为郓州（东平）此后数百年的文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成为郓学的先祖。
王曾通过购置学田二百顷保障师生生计，通过“官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既整合官方资源支持，又吸纳地方乡绅力量，形成了稳定的办学机制。其核心初衷在于“奖士类，立学置田”，通过教育培养儒学人才，强化地方治理的文化根基。
学校强调“明人伦、正人心”的教化功能。此时郓学的生源以地方士族子弟为主，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培养目标明确指向科举入仕。庆历兴学后，郓学被纳入地方官学体系，教学内容与考核标准均与中央官学接轨，成为输送科举人才的重要基地。这种官方化与精英化的教育特征，不仅提升了郓州的文化地位，也为其在金代的转型积累了学术传统与物质基础。
金灭北宋后，郓学虽因战乱一度中断，但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迅速恢复。金朝于天会六年（1128年）将郓州升格为东平府，从此成为山东西南部的路、府级行政中心。相应地，其官学也由“州学”升为“府学”，全称即“东平府学”，这是名称正式变更的起点。金代统治者在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鼓励地方官学与民间教育结合，办学重心转向本土化，开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更加注重实用学科的教学，如律法、军事、水利等，呈现出显著的本土化与实用主义倾向。参知政事高霖丁父忧期间回乡教授生徒达数百人，其教学内容在延续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金代律令、时务策论的讲授，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倾向，泰和年间，东平府学“视他郡国为最盛”，成为山东西路的文化教育中心。
金代郓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区域文化枢纽地位的强化。作为山东西路首府，东平成为金代黄河以南地区唯一的策论进士府试地点，吸引了周边各州学者前来执教或求学。东平籍名臣如张万公、侯挚等均出自郓学，其学术网络覆盖整个山东及河北南部，形成了“虽经战乱而斯文不坠”的文化韧性。这种本土化转型不仅使郓学在异族统治下得以延续，更使其成为金代儒学北传的重要据点。
金元时期，蒙古南下对北方儒学造成毁灭性冲击，山东东路、西路的学校“多被毁坏”，郓学亦未能幸免。在此背景下，汉地世侯严实于1221年进驻东平，揭开了东平学府重建的序幕。严实虽以武力起家，却深谙“兴文治以收民心”之道，将兴学纳士视为巩固统治的核心策略。他广揽金末名儒，如宋子贞、王磐、元好问、孔元措等，并“拨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羁旅”，为府学重建奠定人才基础。
严忠济继位后，进一步推动府学发展，于宪宗二年（1252）至五年（1255）间建成规模宏大的新府学，涵盖礼殿、贤廊、藏书阁等设施，学生达75人（其中孔氏子孙15人），成为当时北方规模最大的官学。东平学府的重建，本质上是汉地世侯在蒙古统治下的“文化自救”运动：通过延续儒学传统维系士人群体的文化认同，同时以“文教兴邦”的形象争取蒙古统治者的信任。这种“政治动机与文化自觉”的双重驱动，使得东平府学在元初成为北方儒学复兴的标志性符号，其影响远超出区域范围，为元代中央文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郓学到东平学府的演变，不仅是教育机构的名称更迭，更是北方儒学在政权更迭中适应性转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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