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代档案雍正元年谕旨记述册封“钱氏”为熹妃（即乾隆帝生母），与雍正实录记其为“钮祜禄氏”不同，引发了学界关于乾隆帝生母真实姓氏、乾隆帝出身等问题的讨论。拙文曾论述，乾隆帝生母确为钮祜禄氏，所谓钱氏之说，有诸多解释不通、不合事理之处。而且雍正时的起居注明确说办理册封之事的允祹曾因“误写妃姓”而被惩罚，证明“钱氏”有误，后来改正，因而《清世宗实录》等典籍才记述熹妃为钮祜禄氏。后有王学深《乾隆帝生母姓氏 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下简作王文），以新见到的一份应宣读的“诏书”，是写作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结合其他情况（详见后述），论述乾隆帝生母仍为“钱氏”。此后，又有李刚《乾隆帝生母姓氏考》（下简作李文），以多件档案有“钱氏格格封为妃”的记载为据，也论述乾隆帝生母为“钱氏”。这些档案的发现，将问题的讨论又引向深入。不过经笔者考察，这些档案仍属误作“钱”氏之件，并不能否定封熹妃者即乾隆帝生母为钮祜禄氏的结论。在考察论述过程中，需要分析这些有错误之公文之形成，在流程中如何得以延续存在，这对于深入认识清代行政程序及其公文的形成、运行环节情况，以及档案中某些具体文件之史料价值，或许有提示意义，其有不确之处而讨论，可认识得更细致深入。爰作此“再谈”之文。
一、允祹办理册封的两个错误及相关档案的分析
此问题涉及内容方面较多，本人尽量根据现有资料，对疑问之处、相关之事作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以符合史实的前因后果。
负责办理熹妃等妃嫔册封之事的允祹，因失误被治罪。较早的《雍正朝起居注册》记为：
（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丙子卯时，上御乾清门听政……宗人府所议：因误写妃姓（引文下划线系引者所加。下同），将允祹革去贝子，降为护国公，照例留三佐领，其余佐领俱行入官。此后，《清世宗实录》也作记载，是将允祹其他错误一并记叙，述为：
（雍正二年六月）宗人府疏奏：贝子允祹，将圣祖仁皇帝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应将允祹革去固山贝子，降一等，授为镇国公。从之。
这里所说的“误写妃姓”，就应是将封为熹妃（乾隆帝生母）的钮祜禄氏误为“钱氏”。
以上《雍正朝起居注册》《清世宗实录》两种较正规的资料记述允祹是因弄错册封的“妃姓”而获罪降爵，不会有错，而封妃的另一人李氏为齐妃无误，所错的也只有熹妃，也即将钮祜禄氏错为钱氏，进一步说，所谓封熹妃者之“钱氏”是错误的，正确的应是钮祜禄氏。因而改正后，在册封典礼上布告于众所宣读的被封为熹妃者，是钮祜禄氏。官方所修皇家家谱《玉牒》《清世宗实录》等诸多典籍（并见后述），所记熹妃（乾隆帝生母）都是钮祜禄氏，从没有记为“钱氏”的。
前述王文却认为，允祹之被治罪，并非因错写熹妃为“钱氏”，“而是将宋氏和耿氏的封号张冠李戴地弄混了”，即将应封宋氏为懋嫔、耿氏为裕嫔，错作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颠倒了。以此否定并没有钱氏妃姓的误写之事，进而认为钱氏存在。
这种论述是有问题的，因为：
1. 宋氏、耿氏封的是“嫔”，而不是“妃”。治允祹之罪的罪名是“误写妃姓”、将“封妃金册”舛错，都明确说是“妃”，而不是“嫔”。治罪的罪名应准确，若按王文所说，罪名就应是“将封嫔之号颠倒”，这才是准确的罪名。
2.“嫔”的身份地位低于“妃”。不仅标示其等级的服饰、仪仗有别，就是此次册封有关之事，也有等级上的区别对待。如封妃有册、印，封嫔有册无印。雍正帝将册封事告祭列祖列宗，只提所封后、妃，不提封嫔。因而，妃与嫔有等级身份差别，官方不可能将事关“嫔”之误，当作事关“妃”之误而定罪名。
3. “误写妃姓”与封号“嫔号”颠倒是两码事，前者是将受封者姓氏错写，错误比后者严重。若是“嫔”的封“号”之误，也不会被重罚。
比如，光绪二十年载漪之进封郡王，王号本应是“瑞”，为“瑞郡王”。因“述旨误”，误“瑞”为“端”，乃“遂因之”而封为“端郡王”，此后载漪就称“端郡王”。也未见将“述旨误”者处罚。但并不表明这不是错，殆因并非原则性的大错，因“端”也是褒义而非贬义。同样，将应封为“懋”嫔者误为封“裕”嫔、应封为“裕”嫔者误为封“懋”嫔，与此性质类似。因而给允祹带来处罚的错误，是“误写妃姓”，而非颠倒嫔号。正因为“误写妃姓”比颠倒嫔号问题严重，所以记述允祹罪行有时只称其“误写妃姓”，而将颠倒嫔号之误略去。
以下对李文所举档案的有关内容，作具体分析。
档案 1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总理事务王大臣所奉《册封妃嫔朱谕》（满文），其满文汉义为：
奉太后额娘懿旨：年氏侧福晋封为贵妃。李氏侧福晋、钱氏格格封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为嫔。
李文认为：《清世宗实录》记有雍正帝谕令“启奏诸事，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因而雍正元年册封妃嫔的谕旨，应经由当时的总理事务四位王大臣传出，不会由雍正帝直接交付管理礼部事务的允祹。另外，所降朱谕为皇帝朱笔书写或审定。总理事务四位王大臣所奉朱谕还“恭呈御览”，雍正帝再次加以核定。谕旨又为满文书写，不存在将“钮”误写为“钱”的问题，因此根据文书性质、文字种类以及谕旨汇奏制度，不存在雍正帝不完全知晓谕旨内容以及误传谕旨内容的情况。因而封“钱氏”为妃是正确的。
以下据本人所见资料表达不同看法。
1.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之前的 6 天内，已先有承接雍正帝册封妃嫔谕旨的程序，负责拟写此谕旨的，应是允祹。二月十四日总理事务王大臣所奉朱谕，就是这一谕旨，内容都只是定封妃、嫔者是谁。
《永宪录》之雍正元年二月戊午（初八日）下记为：
传皇太后懿旨：封侧福晋年氏为贵妃，李氏为妃，格格钮氏为妃，宋氏、耿氏为嫔。
这说明，前述档案1 ，总理事务王大臣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所奉封妃嫔的朱谕，是后来之事。
在此前的雍正元年二月戊午（初八日），先已有雍正帝传皇太后懿旨命办理册封妃嫔的程序。因为封妃嫔非军国大事，又正属于雍正帝所说的“藩邸事件”——藩邸侧福晋、藩邸格格的册封，所以，此初八日之册封家属之事，雍正帝也不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而是交给办理册封事务之礼部，而当时管礼部事务的是雍正帝任命的皇弟允祹，而初八日雍正帝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之事，是查办钱粮亏空，也没有关于册封藩邸之事。所以这一册封事，雍正帝首先是交允祹办理，上引册封谕旨，所记是封“格格钮氏为妃”而不是后来的所谓“钱”氏，雍正帝口谕的，应是钮祜禄氏，这“钮氏”，应是面承谕旨的允祹默记而速写的简略称谓。前举《永宪录》，据档案资料传抄的邸报、朝报、诏谕、奏折等编纂，这有“格格钮氏为妃”的谕旨，当是允祹所记的原件，传出后被《永宪录》作者萧奭抄录。此谕旨，也与此后十四日总理事务王大臣所奉满文朱谕的汉译文的内容一致，只是“钮”氏变成了“钱”氏。笔者认为，这是允祹草记的“钮氏”之“钮”似“钱”字，允祹交付官员拟成正式的谕旨时，错为“钱氏”的朱谕。所拟的时间，应是初八日以后至十四日之前。允祹面承谕旨而交所属官员撰拟，也是当时的一般做法（详见后述）。但若有误，则应归咎承旨者允祹，这正如此后的雍正五年“议政处误写谕旨”，议政王锡保将其错误归咎于面承谕旨的怡亲王一样。所以错为“钱氏”的谕旨虽是允祹交付官员拟成，但允祹是面承口谕而负责拟写谕旨的责任者。允祹对代笔者所拟谕旨也未再寓目（想不到会有写“钱氏”之误），难辞其咎，这也正是后来宗人府将“误写妃姓”归咎于允祹的原因。也说明，此次总理事务王大臣奉行的“朱谕”，其“钮氏”已错为“钱氏”。
所以，二月十四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行的“朱谕”，是最初允祹负责所拟汉文谕旨，并非雍正帝手笔，因雍正帝不会误写。允祹交付官员拟成的谕旨，雍正帝也未寓目，否则，妃姓之误写也就被他看出而改正，而不会延续到以后的办理程序的公文中了。对此，前举拙文已作过论述，不妨再作简述。
清代皇帝勤政，需办理的重要事务甚多，指示性文字，也是官员代笔，如皇帝对官员请示政务的题本批示文字，皇帝并不亲自写，而是由批本处、内阁官员代笔“批红”。皇帝上谕也是如此，如雍正四年九月“召入议政王大臣等奉上谕……尔等可缮写谕旨，饬行策零、博贝、丁寿等”。此后军机处拟上谕也是如此，由皇帝口授军机要务，军机大臣默记，回署后草拟，或交下属官军机章京草拟。上谕若属军国要务，官员草拟后呈皇帝过目，或有作修改者。而此次事务的谕旨，因是办理皇帝藩邸家事，非军国要务，而且只是几个人谁封妃、谁封嫔的简单内容，雍正帝也不会意识到有错，也没有要求允祹再将所拟谕旨交给他再审阅。尤其是雍正元年二月继位不久且谅阴的雍正帝，又是需亲自处理军政大事、对付政敌等事太多之时。
册封首先之环节，只是决定谁封妃、谁封嫔，允祹交付官员所拟的这一谕旨，正是此内容。下一步提供封妃、嫔的封号之字，需内阁拟出，因内阁是形式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就需要总理事务王大臣向内阁“传出”皇帝谕旨，需先报皇帝，这是奉了您的朱谕谁封妃、谁封嫔，将所奉朱谕内容重复报告“恭呈御览”，这也是办事明确责任的需用语。这当是档案 1 之由来。而此谕旨，是雍正口述的内容，又只是简单的谁封妃、谁封嫔，雍正帝不会想到所拟封谁有误，而花时间再“御览”。总之，若御览，雍正帝就不会将“钱氏格格封为妃”的错字“钱”放过。而总理事务王大臣所奉的是皇帝谕旨，不会怀疑谕旨有误，尤其是此时雍正帝刚继位 3 个月，总理事务王大臣对此前的雍王府中的侍女格格谁人之姓氏并不了解，即使看到这几个格格的姓氏之字钱、宋、耿，也决不以为皇帝所说自己的藩邸格格中的某个姓氏有错。此后办理程序中的官员也同样是上述意识（后文对此从略）。否则也就及时改正，而不致以后有“妃姓之误”了。
所以，档案中出现的“钱氏”封妃，是文字之误。正确的应是钮祜禄氏，皇家宗谱《玉牒》所记此人也正是“钮祜禄氏”，而非钱氏。册封典礼上宣读于公众的册文、所发给的受封人，也是钮祜禄氏（见后文所引册封典礼上的册文）。而且自从公文中写错的“钱氏”被改正为钮祜禄氏以后，官私史籍记的也都是钮祜禄氏。当然，若仍认为“钱氏”是正确的、钮祜禄氏是错的，于此暂不作分析，容当后文再从其他方面辨析。
2. 所举档案 1 总理事务王大臣奉行的满文“朱谕”，是根据汉文谕旨也即已错为钱氏的谕旨翻译的。
清朝以满语为“国语”，公文中的汉文有的须译为满文，如通本之贴黄的汉文。再如皇帝上谕之翻译，有专门机构翻书房，又称内翻书房，设于康熙朝，以后延续设置。《大清会典》述：内翻书房“掌翻清、译汉之事，率其属以供令。凡谕旨，清字则译汉，汉字则翻清。各衙门抄出于内阁者，皆录送以翻译”。为允祹拟写封妃嫔姓氏名谁者的谕旨，既然已经将汉文“钮氏”错为“钱氏”，而且是最初办理者，则此后之翻译谕旨，也是将此汉文之“钱字”译为满文ciyan，而不会是满文 niohuru （钮祜禄）致误为字形完全不同的 ciyan（钱）。进言之，档案 1所记满文 ciyan（钱）氏，是汉文谕旨已错拟的“钱氏”而又译的满文，是错误的“钱氏”。
档案 2，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内阁大学士马齐奏请皇帝选定册封妃嫔字号折》：“内阁大学士臣马齐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朱谕：奉太后额娘懿旨：年氏侧福晋封为贵妃。李氏侧福晋、钱氏格格封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为嫔。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年氏侧福晋封为贵妃，不必另选字号进呈。李氏侧福晋、钱氏格格封为妃，宋氏格格、耿氏格格封为嫔，臣等敬拟册封妃、嫔字号十个，另行缮折进呈，交礼部照例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这里内阁所奉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朱谕，正是此日总理事务王大臣所奉的朱谕，内容一致。也可以说，是允祹代雍正所拟而将“钮”错为“钱”之谕旨的又一次重复。
又有满汉合璧的档案 3《朱笔选定妃嫔字号折》，在应封妃、嫔之前加上选定的封号：李氏侧福晋之前，为“齐”字；钱氏格格之前，为“熹”字；宋氏格格之前，为“裕”字；耿氏格格之前，为“懋”字。（引号中的封号之字为朱笔）李文认为：朱笔所书汉字封妃、嫔之号齐、熹、裕、懋，尽管从字迹上看与朱批奏折、朱谕档案内雍正皇帝的朱笔字迹有所差异，但因使用朱笔，即使是大学士等代笔，也是经过皇帝钦定的。
实际上，上举档案 3 中所选的这两个嫔号，宋氏嫔号为“裕”、耿氏嫔号为“懋”，是颠倒而错误的。正确的是：宋氏被册封的是“懋”号嫔，耿氏被册封的是“裕”号嫔。后来改正的当众宣读的册文，就是宋氏封“懋嫔”、耿氏封“裕嫔”（详见下文所引册封典礼上宣读的册文）。皇家家谱《玉牒》所记也是如此：“裕妃耿氏，管领耿得金之女”；“懋嫔宋氏，主事金柱之女”，耿氏后来由嫔晋妃，封号之“裕”仍旧，而位在懋嫔宋氏之前。《爱新觉罗宗谱》所记也是如此：“钮祜禄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熹妃。”“耿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裕嫔。”“宋氏……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懋嫔。”
档案 8 证明，嫔号颠倒之误是允祹所为。档案 8 是后来的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宗人府奏将允祹治罪的题本。允祹罪名，除将“圣祖仁皇帝”神位配享仪注错漏外，是将“封内廷妃主等金册之姓氏皆镌刻错舛、颠倒”等，请将允祹革贝子爵，降为镇国公。雍正帝批准。既然宣读、颁发的金册之宋氏封“懋嫔”、耿氏封“裕嫔”是正确的，则档案 3 中所选的宋氏嫔号“裕”、耿氏嫔号“懋”是错误颠倒的。颠倒这一错误的是允祹。
档案 3 所表示的嫔号：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已然是颠倒之误，若判断为是大学士代笔、经过皇帝钦定，而是正确的，就有误了。只有判断颠倒之误是允祹所为，与大学士、雍正帝无关，才符合事实。
办理选定妃嫔封号的程序应是：雍正帝先接到大学士奏请定封妃嫔之号的奏折，因为此折前叙语谁封妃、谁封嫔，是以前自己谕旨内容的重复，不会关注，或者根本就没看，所关注的是内阁所拟的十个字号。内阁拟出“册封妃、嫔字号十个，另行缮折进呈，交礼部照例办理”。雍正帝只是将奏折所拟之字号选后，口授管礼部的允祹：妃李氏封号为“齐”、钮祜禄氏封号为“熹”，嫔宋氏封号为“懋”、耿氏封号为“裕”。允祹是按四人的顺序，将所记忆的几个字分别写在四人之前，但将后两个嫔号之字前后颠倒了。嫔号颠倒之错，是允祹代笔之误，不是大学士代笔之误，否则宗人府也不会将嫔号颠倒之误归罪于允祹，允祹也承认。从字迹上看，选定妃嫔封号之字也不是雍正帝亲自所写，说明造成嫔号颠倒之错的不是雍正帝，否则，同样不会归咎允祹。总之，错在允祹，因既然封妃嫔之人依旧，允祹不会意识到会有“钱氏”之误，不会特别地再看，只是按顺序将齐、熹二字写在二妃之前。否则，这钱氏之误在这一环节就被他纠正了，不会延误以后。
档案 5 ，为档案1 、档案 3 内容的合并（并见后述），从略。档案 4 、6 ，不涉及封妃之姓、嫔号问题，与论点关系不大，也从略。
档案 7，是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允祹等题议册封妃嫔典礼仪注本》，内容为议定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仪节，其中有“宣制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册封侧妃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格格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十六日皇帝批示。（见后述）
此件仍有“钱氏”字样及二嫔封号颠倒之误，由此可判断，此文件仍是此前错误之件的沿袭。
现在需要分析的关键问题是，这件以允祹名义签署所上的题本，另外还有雍正帝的批示，允祹、雍正帝是否看到了题本中的错误？为说明这点，有必要对题本之形成、应用情况，多费些文字作说明，以利于理解。
1. 办事机构向皇帝请示政务的题本，并非办事机构之堂官即长官拟写，而是指示下属的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撰写，甚至是司官再委任非官之书吏办理。最后交堂官过目、签署后上报。
时人对此有介绍：
各部司官，不习吏事，堂官无论已，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故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然堂官久于其部者，能有几人？即久于其部，而能于此部成案条举历历者，更有几人？下及司官，罔不如是。
所以此件题本并非有堂官之责的允祹所拟。
堂官不认真审阅司员或书吏所拟公文，便签署上报、转发者，也并不鲜见。据礼亲王昭梿介绍之工部“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冒支国帑。其于钦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两。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工部）支领银两，必须诸司空（工部堂官尚书或侍郎）签押毕，关知户曹（户部），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画者。其习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
即使事关工程拨款的重要事务，部院堂官大员尚且有不过目、仰视画诺签署者，这典礼仪注的“成例”仪式，又当是司员或委书吏查找例行则例后拟为题本，礼部堂官之不寓目而画诺签署，也就不稀奇了，更何况允祹当时还身兼管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三个固山）事务。此题本的主旨内容是典礼仪式，允祹若曾过目，也可能只是看这“仪注”部分的内容，因属例行之事，甚至可能连这部分都没看，就签署了，更没见到题本中的“钱”字。否则，他就会指出改正，不会有以后的错误及因此被治罪了。
2. 官员向皇帝请示政务的题本，因题本所述事务内容烦琐且多重复之处，因而需作内容摘要——贴黄，皇帝只看贴黄而批示。此题本的主旨内容是典礼仪注，贴黄当主要叙述册封仪式内容，所以雍正帝也只是针对仪注，批示：“次日上朕贺表行礼及皇后前行礼之处，仍照朕前旨补行，余依议。”而未看题本正文，不会见到其中的“钱”字，以及颠倒之嫔号之误。雍正若见到，两种错误也就止步于此，而不会延及此后，即下面王文所举的“诏书”了。
以下，对王文所举的档案文件作具体分析。此件为下图。
图1 内阁大库档案第 163537 号折件
汉文文字为：
制曰：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册封侧妃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格格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命卿等持节行礼。
王文又引《雍正朝起居注册》所载：雍正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丁卯午时，上御太和殿，升坐，册立皇后，册封贵妃、齐妃、熹妃、裕嫔、懋嫔，命正副使各官持节行礼毕 ”。
王文认为：这是“诏书内容已经从‘该部知道’变成了让朝臣‘持节行礼’”，是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封典礼场合应宣读的“诏书”，并认为雍正帝在典礼上要阅览册宝，宣读上述内容的“ 格格钱氏为熹妃”，应该得到了雍正帝和朝臣的认可，“宣读诏书完毕后，各大臣才会行礼如仪”。
对此档件及王文的观点分析如下。
1. 此件并非“诏书”。诏告天下的“诏书”，开头语应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应只是简单的“制曰”，而且连权威性的诏告者皇帝都不提。
2. 封妃嫔之事也不诏告天下，颁诏天下的，是册立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而且应是在册立典礼的“礼成”之后的次日举行。
3. 典礼上宣读的所封后妃们的金册册文，应是每人一份封册，每人的册文都要宣读，并非这则档案所记，是列举被封人的几人合述。另外，封妃金册制作精美，饰有龙纹等，也非这样简单的白纸页。
这则档案，从内容看，应是在钦天监择定册封典礼的吉日、册封正副使又确定之后，内阁奉命拟写的关于安排册封典礼的文稿，所以文稿是封册的“制曰”，而不是“诏书”的“诏曰”。此件是通知有关部门官员：册封典礼定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因而此件所注日期的“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拟文时提前写上的，此后制作正式颁发的金册册文的日期，也是如此，不可能在举行典礼日才写上“二十二日”，更不可能在颁给金册之日的“二十二日”，在金册上临时镌刻这个日期。也正因为这件内阁档案的撰拟是在二十二日之前，撰拟是按照原存相关文件抄录被册封之人，妃姓、嫔号颠倒之误都尚未发觉，所以熹妃仍错作“钱氏”，二嫔之封号也仍是颠倒的。此后实际典礼上宣读的被册封者，则是发现错误而改正的正确妃姓钮祜禄氏、二嫔正确的嫔号。《清世宗实录》记载，二十二日举行册封典礼，雍正帝御太和殿。官员宣读的金册册文，册封熹妃的是“钮祜鲁氏”，封嫔册文，也是改正的嫔号：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上御太和殿…………命礼部左侍郎登德为正使、内阁学士塞楞额为副使，持节，册封熹妃。册文曰：朕惟……咨尔格格钮祜鲁氏，毓质名门……曾仰承皇太后慈谕，以册、印，封尔为熹妃 ……咨尔格格宋氏……册封尔为懋嫔……咨尔格格耿氏……册封尔为裕嫔。
以上册文所记才是正确内容，因为典礼上宣布的册封人姓氏、封号，以及宣布后册封使持节把册印颁给钮祜禄氏、二嫔，都是为公布而向公众示知的。而王文所举的此件内阁档案，所记仍是封“格格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的嫔号颠倒之件，显然仍是以前文件错误的延续。《永宪录》的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日所记典礼内容，错误文字与此相同，应是抄录这一错误档案后编入的。另外，也不会如王文所说《雍正朝起居注册》记二十二日的典礼上宣读此件，因《雍正朝起居注册》所记嫔号仍是颠倒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场的雍正帝对这嫔号颠倒之误的错误宣读，为何“充耳不闻”，而且“认可”。因而，称这则档案记有封“格格钱氏为熹妃”，并经过雍正阅览而认可，并在典礼上宣读，进而证明“钱氏”有其人且封熹妃，同样是不成立的。
再者，王文如果认为治允祹“误写妃姓”之罪，是因颠倒嫔号之误，为何又以颠倒嫔号的档件当作典礼上宣读的内阁“诏书”，是得雍正之“认可”的无误正确之件，来证明钱氏无误而有其人？这在论述上就自相矛盾了。
比王文所举上述档案撰拟时间稍早，是拟写册封妃嫔的册文，由翰林院翰林负责，所以也是沿袭着前述错误，封熹妃的册文由黄之隽撰拟，沿袭着封“钱氏”为熹妃的错误，以前拙文对此已作阐述，从略。李文所举钱陈群所拟的“耿氏”封“懋嫔”的册文，同样是沿袭的错误，因实际封的是“裕嫔”。
本人认为，允祹的妃姓之误、嫔号颠倒之误被发觉，当是在制作金册之时，即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报有错误之题本的时间）之后，或十六日（题本批红日）之后。改做金册，应是这两日的某日之后至二十二日以前。因而，二十二日举行册封仪式，宣读的熹妃的册文已是正确的“咨尔格格钮祜鲁氏……以册、印封尔为熹妃”。二嫔的册文，嫔号也改正为“咨尔格格宋氏……册封尔为懋嫔”“咨尔格格耿氏……册封尔为裕嫔”。
如前所述，允祹的妃姓之误、嫔号颠倒之误，在刻金册以前就存在。
李文认为，允祹只是在刻金册的环节时始有错误，以证明此前的档案所记“钱氏”正确，那么，是否下文顺理成章地就应解释，允祹在刻金册的环节上究竟是怎么个错法，是将所谓正确的“钱氏”错为了何姓？还有，如果档案中所记宋氏嫔号“裕”、耿氏嫔号“懋”是正确的，那么，此后刻金册时允祹颠倒之误的嫔号是什么号？后来改为正确的又为何号？
如果认为是将正确的“钱”字误为“钮”，则需解释：为何册封典礼上宣读的册文，封熹妃的是“钮祜禄氏”，还有，典礼上宣读的册文及发给二嫔之册文所记封号：宋氏封懋嫔、耿氏封裕嫔，与所举档案中的嫔号不同，难道这三人册文上写的、公示于众的反倒是错的？若认为此后的《清世宗实录》及其他典籍也如此记述是错误的，则应说明如此错记或者说是“造假”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行。
前举拙文还曾根据乾隆《宝坻县志》《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等资料，用较大篇幅证明并论述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不知王、李二文对此是否有不同看法。
二、对前述分析的归纳
从现有资料包括王文、李文所举的档案资料来看，只有判断为封熹妃者即乾隆帝生母为钮祜禄氏、宋氏封的是懋嫔、耿氏封裕嫔，才与整个事情发展的环节、始末结果等相符，联系到相关之事也说得通。办理册封过程，首先应是允祹面承谕旨将“钮祜禄氏”简写为草字“钮”，而致代拟朱谕者误写为“钱氏”，责任者允祹因“误写妃姓”等被治罪，允祹还有将宋氏、耿氏封嫔之号颠倒为裕、懋之误，皆延至后来的公文存在错误，《永宪录》所录档件之先有“钮氏”、后错为“钱氏”，及二嫔之号颠倒之误，也可佐证。失误缘于允祹最初办理的谕旨（朱谕），其他经手的官员想不到皇帝谕旨会有失误处。更无雍正帝看到了“钱氏”、颠倒之嫔号并都认可的可能。否则，钱字之误、嫔号颠倒之误，也就及时发现而不致延误到以后了。如此，才与后来事情发展的情况相符，如《玉牒》《爱新觉罗宗谱》《清世宗实录》等所记的：封熹妃（乾隆帝生母）者为钮祜禄氏、宋氏封懋嫔、耿氏封裕嫔，正因为是正确的，因而《皇朝文献通考》《清皇室四谱·后妃》《清史稿 ·后妃传》《清列朝后妃传稿》等等史籍也如此记述。无论官方还是私家记述，从没有记为“钱氏”的，社会上也从未再见有所谓“钱氏”的说法乃至传闻，甚至怀疑为“钱氏”的蛛丝马迹的文字、传言也没有，说明当时乃至以后，所记钮祜禄氏，无由怀疑，册封妃嫔时写为的“钱氏”，只是一时失误，也没人相信，其流传范围很小、时间很短，以致被淡忘。允祹对其将妃姓致误为“钱氏”被治罪也始终认服，其寿至乾隆二十八年，对其家谱《玉牒》改其曾致误的钱氏为钮祜禄氏，以及其他典籍的如此记述，也从未提出异议。
再者，如果乾隆帝弘历的生母为所谓的“钱氏”，雍正帝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如立弘历为皇储而提高其身份，改其生母为钮祜禄氏，从背景、制度及文件操作上，都根本不可能（详见后文）。
所以，所谓“钱氏”，是办理册封妃嫔的过程中的错字，乾隆帝的生母就是钮祜禄氏。这是本人据所见资料，再结合事理、制度的分析而得出的看法。
如果仍以档案中的“钱氏”正确、《清世宗实录》等所记乾隆帝生母钮祜禄氏是错的，还有一个大的方面——在诸多相关史事上也是说不通的，详见后文之“三、建言”所述。
附带谈一点与本文议题多少有关的对档案的点滴看法。
今天我们所查阅利用的清代“档案”，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最初行政时使用的原件，而是后来为了存档而再抄录或几件内容归并而成之件，定期保存，成为今天我们所称的“档案”。比如今天所见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封妃嫔谕旨，记为此日“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 部知道”，（并见前举档案 5 ）就不是行政原件，而是将十四、二十一日后档件的内容合并一起写作的，因为十四日只是降谕何人封妃、何人封嫔，而定封妃、嫔的封号，是二十一日以后之事。这一点，李文也已指出。另外，今日所见档案，还有的是将已有损坏之件抄录而再存的档件，甚至还有乾隆年间将雍正时期的档案再抄录存档的情况，还以上举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这一谕旨为例，此件与同年同月之初十日的“谕旨”，字迹相同，似为同一人所抄，而初十日之 谕旨，有避讳乾隆帝名讳之文字，为“著裕亲王、十六阿哥、世子弘昇 ……”，其弘昇的“弘”字缺最末一笔的点，且避讳“弘”字者还有一处，据此推测，这两条谕旨，以及前述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将十四日、二十一日后之事合写的“谕旨”，有可能都是乾隆帝继位以后复抄的存件。再有，还有相当一部分行政原件未能保存下来，或保存了也未能存留至今，允祹最初将雍正帝口述谕旨草记之件，以及此后据此所拟谕旨，当属于此。
还有，抄档者，很多情况是担任低级杂务之职的笔帖式、非官之书吏，或所雇的额外抄写手，这些人只负责抄写，没有将内容之错误订正的责任，他们是为完成计件、所抄字数之任务，不考虑其中原本的错字，也意识不到其中的错误，尤其是多少年后的档件内容，以致这些档案中的错误“钱”字、封嫔之号颠倒的错误，仍原样保留。至于错字“钱”氏在档案中的存留，而在《清世宗实录》中改记为钮祜禄氏，又证明这一改动是改错为正，并不存在不光明的政治性造假，否则早就将前述几次程序中档案的“钱氏”销毁而不留痕迹了。（并见后述）
基于此，在利用档案时应当注意：何者为行政原件，何者为复抄存档件。某件档案是否为后来将某些原件合写在一起而存档，如前举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的谕旨，所记此日已定妃嫔的封号，就是错的。还有，档案是行政过程中拟写的公文，公文形成过程复杂，成于众人之手，难免在字、词上出错，相对于史籍，作为素材的公文毕竟是属于“草本”。而史籍，则编写时需校勘，经核实，会订正草本档案中的错字讹词。因而利用时，应根据具体内容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档案为准而否定其他典籍的价值。如前举档案所记的熹妃“钱氏”、宋氏封裕嫔、耿氏封懋嫔就是错的，改正后，《清世宗实录》所记典礼上公布于众并发给“钮祜禄氏”及宋、耿二人的册文所记，才是正确的，《玉牒》及其他很多文献所记也是如此。
三、建言
个人浅见，以档案说明乾隆生母熹妃是“钱氏”，其论证并不完整，只能说是论述了一半，另一半，还应阐述雍正帝、《清世宗实录》等改“钱氏”为“钮祜禄氏”的原因是什么。另外，还须将诸多相关之事作合情合理的解释，再结合这些解释进一步论述，再表达观点。如以前论述此事的郭成康、冯剑辉之文，在举出所发现的资料后，都接着论述将熹妃改姓的原因，以相互说明。这也是关系到“钱氏”是否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论述时无法回避的。否则，所论证档件之事，可能并不符合真实史事。
以下事实就须解释：
乾隆若是“钱氏”所生，非钮祜禄氏所生，身为皇帝的他能在祭告天地、祖宗时撒谎，说自己是钮祜禄氏所生的吗？还有，在向全国公布为生母上尊号的诏书中，称是钮祜禄氏生的他，公然向全国臣民撒谎？
钮祜禄氏，在向臣民发布的“遗诰”中，曾提及是她“诞育帝躬”，也即乾隆是她所生。如果她并未诞生乾隆，假冒“钱氏”为皇太后已然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在死前还有必要对臣民再撒这一弥天大谎吗？若真是她假冒“钱氏”，也就不提此事了，才符合事理。
还有，钮祜禄氏族谱记载，乾隆帝弘历的外祖母是汉人彭氏。若以钮祜禄氏假冒钱氏，是为改弘历的出身为满人，该家族家谱还有必要说乾隆帝生母及弘历有汉人彭氏血统吗？
以上乾隆帝、钮祜禄氏及其家族所说的，都是当事人的直接性资料，如果论述乾隆帝生母姓氏为“钱氏”，对钮祜禄氏有疑问，对此都应作解释，不当回避。
如果认为弘历生母为钱氏，雍正帝暗中将“钱氏”改换为满人钮祜禄氏，还要联系到相关情况、制度，考虑到这样做是否行得通。这同样是关系到“钱氏”是否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论述时无法回避的。
比如以下情况。
（ 一 ）雍正帝如何面对弘历真实生母的知情者
1. 弘历康熙五十年八月出生后，雍王府阖府之人，都知道他的生母是谁。皇族人、雍亲王的属下旗人，也会有知道弘历生母者。
2. 弘历十二岁时（按当时的虚岁，下同），康熙帝在圆明园见到他，命养在皇宫中。宫中不少人会注意到这位受皇帝喜爱的小皇子，联想到他的生母。不久弘历随康熙帝住避暑山庄，康熙帝召见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此事更扩大了弘历生母是谁的知情者，皇室后妃、宫女、太监等不少人都已知道。
另外，康熙末年，弘历曾随康熙帝与八旗官兵围猎、射箭，书房学习，还有认识他的老师。这些人中，也可能有知其生母者。
以上众人中，弘历之生母，知情者非个别人。如果弘历的本来生母是钱氏，后来封熹妃时的典礼上又改为钮祜禄氏，布告于臣民，以上诸人必然产生疑问，并当作新闻传播。雍正帝的这种有政治动机的将皇子生母妃嫔改姓的不光明行为，就不考虑知情者私下流传？如果禁止流传，雍正又如何封住这些人之口？面对人们的怀疑与传闻，雍正帝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并不光明之事？不解释而任其流传，则“至尊”的皇帝之脸面何在？另外，其政敌兄弟们中也可能有知情者，这种造假谎言出口，被政敌诋毁，雍正帝岂不弄巧成拙，自造丑闻？
还有，这种谎言，又如何面对所谓的“钱氏”及“钱氏”家族人？而且，清代皇帝对奶母及其家人都授封，已成皇帝的弘历，若生母是钱氏，对生母及生母的家人就不闻不问，而背负有悖人伦的泯灭生母、对生母不养的“不孝”的罪名？如果有所照顾，为何从未有关于乾隆厚待所谓“钱氏”及其家族的丝毫迹象及传闻？
另外，若有所封熹妃改姓之事，雍正帝还须向弘历解释改其生母的原因，不可能始终对其隐瞒。若告诉弘历将其生母改为他人，弘历会同意吗？退一步说，若解释是为了立其为皇储，弘历也理解了。那么雍正十三年弘历继位后，面对那么多已知其真实生母者，还有必要再撒谎，称其是“钮祜禄氏”所生吗？再者，雍正帝如果在宣布封熹妃前对弘历解释改其生母原因，这“秘密”建储也失去意义，因而也说明不会有雍正帝将弘历生母改姓之事。
再说钮祜禄氏家族一方，如果诞生皇帝的并不是他家之女，而是“钱氏”，如今天降洪福，鸡犬升天，该家族对此能世代隐瞒、守口如瓶？替代之事传不出去？
那么，是否可能钮祜禄氏家有个籍没之女是钱氏，或是抱养钱姓之女，入雍王府，与胤禛结合生了弘历，雍正为提高弘历身份，而改其生母钱氏为钮祜禄氏？这一点也不成立。钱氏若是籍没之女，那么她就是雍王府的女奴，按清代皇家制度，宗室王公与府内女奴结合，此女奴即使生子而算作妾，也是位于妻妾四个等次中身份最低等的“妾婢”，全部四等由高到低的排序是：嫡妻、侧室、别室所居妾媵、妾婢。满洲皇家规定，王公妾婢及其所生子，皆不册封。若胤禛继位为皇帝，会突破这一限制，而封曾为罪奴的妾婢及所生子，但汉人罪奴之女的钱氏，其封为“妃”，却高于胤禛所属旗人而且是非罪奴的宋氏、耿氏之封“嫔”，是否说得通？还有，将汉人罪奴钱氏所生子封为“宝亲王”都值得怀疑。
再者，如果钱氏是钮祜禄氏家抱养的外姓钱姓之女，则早就应该改姓钮祜禄氏了。因社会习俗，一般对所抱养之子女是隐瞒其原姓氏的，以使其不生二心，抱养也有意义。不可能长期不改为养父家之姓而总姓“钱”，偶遇雍正帝继位又有政治需要而立其所生子为皇储，才改其生母之姓，否则就一直姓“钱”了。再有，若是抱养，还有以下疑问应解释：1. 抱养多是在夫妻生育无望的情况下抱养别姓血缘子女，而此女是行大，凌住（钮祜禄氏的父亲）夫妻是在此女（钮祜禄氏）之后，又生了几个儿子，抱养时其夫妻正值生育旺盛期，为何急急抱异姓之婴？2. 所抱养多为男婴，以备将来为本家生子孙延续香火，旗人或还有将其养大而挑甲得兵饷的考虑，为什么却在生育旺盛期抱养个女婴？ 3. 难道凌住夫妻是为了再生之女孩免得其将来选秀女？实际上家有二女，也都须选秀，而不能以姊代妹，这点也说不通。
（二）将钱氏暗中改为钮祜禄氏，制度上也不可行
有政治动机的改姓，而且是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不能仅将公布的册文上的姓氏改掉就可以了事的，为了不给后人留下口实，需要把所有可能被人看到的有“钱氏”记录的文字全部改掉，或将该文件销毁，为存档则需重做。但这种做法难度甚大，或者说根本不可行。且篡改，须告诉操作者，不仅会透露风声，而且严重损害雍正帝及当皇帝后的乾隆帝的名声与形象，弄巧成拙。因而是不可行的。见以下两点分析。
1. 记录皇家人口情况的《玉牒》，其纂修制度严格，造假、篡改不可行。
清朝皇家出生人口上报，宗人府审核后的人口造册、存档，都会有乾隆真正生母的资料，特别是还有其他内容作证，如附记收生婆、连带责任的保结人。如此严格，是为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性、尊贵性，因而严禁谎报、造假。
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皇族出生人口上报、宗人府造册之制是：
亲王以下所生子女，详开某王、某贝勒某妃夫人某氏所生子，名某，并生子之年月日时，送府（宗人府）记籍……载入黄册。其收生妇某、保结某，亦一并开送存案。
生于康熙五十年的弘历，应在康熙五十三年修《玉牒》时，根据雍王府上报宗人府的资料载入。此次纂修遇到特殊情况，到康熙去世前也未见修成。此后，雍正二年四月续修《玉牒》，雍正三年十月完成。如果篡改钱氏为钮祜禄氏，应是在雍正二年修《玉牒》做手脚。但不可行，原因是：1. 早在康熙五十年后，有关弘历、生母何人的记录，就已在宗人府存档。2. 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二年修《玉牒》历时长，参与的人较多，很多人应看过人口资料，雍正帝若造假，如何向《玉牒》监修官、纂修官等等解释？怎会以造假之事嘱托这些人？再者，若造假，原真实资料都要涂改或销毁重做，需要与此次造假的《玉牒》所记一致，如此繁杂的造假“工程”，能否保密？操作是否可行？
可以说，皇家这一严格的人口造入宗籍册簿、纂修《玉牒》制度，篡改而造假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对政敌甚多、曾被造出多种传言的雍正帝而言，更不可行。雍正若造假，其政敌包括与乾隆帝有矛盾者，也就早已揭发、传播了。
2.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确有“钱氏”，出于政治目的而改姓为钮祜禄氏，而且是暗中操作，唯恐被人发现，那为何这有“钱氏”文字的“谕旨”、有“钱氏”封号为“熹”的档件，始终不改掉或销毁，却遗存下来留给了人们怀疑？合乎事理的情况反而应是：因为是一般的手民之误，而不是与造假有关，所以才没有必要一定要翻查原档，将错字再改回来，或将原档销毁。
不解释上述诸多情况就肯定档案中的“钱氏”确有其人，是否站得住脚？
正因为存在前述诸多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钱氏”，乾隆帝生母就是钮祜禄氏，因而自从将写错的“钱氏”改正为钮祜禄氏以后，除了档案（包括抄录档案的内容）外，无论官、私史籍，都再无乾隆帝生母为“钱氏”的记述或传闻。
总之，上述史事是在论述的同时就应考虑到的，进而想到“钱氏”是否有可能存在。尤其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资料已并不系统完整，而且资料（包括档案）又都可能有错误之处，据此判断的史事，就不一定全面、准确，因而更有必要多作相关联系了。另外，在论证上，还应着眼于大的相关史事之分析，而不宜在无关宏旨的末节上，下意义不大的功夫。否则，局部之末节看似头头是道，而放在所应证明的根本大事中，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或根本不可能存在。
来源：《清史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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