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2日清晨，太原迎泽大街的首班公交刚启动，车厢里忽然有人低声说了一句：“那不是耿市长吗？”话音落下，几位乘客不约而同地转头，目光追随一位戴着旧棒球帽、脚蹬灰色布鞋的老人。有人想上前，又被老伴扯住袖口——这位老人刚刚从市长岗位退休，腿脚仍带着在工地摔伤留下的旧疾。
画面往前回放六年，2013年春节刚过，大同和阳门广场人声鼎沸，横幅上“耿市长回来”六个大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上万人彻夜守候，只为挽留那位常年蹲守工地、动辄凌晨巡查的主政者。对比两幕，一张是喧嚣，一张是沉静，却都证明同一件事：耿彦波，用行动写出的个人标签，从未被时间抹去。
耿彦波1958年11月出生在山西和顺，正值“三化”口号最响亮的年代。1976年8月，他成为县委通讯组干事，那一年恰逢全国恢复高考前夕，知识成为摆脱困顿的通行证。1983年，他抓住山西大学干修班的名额，连续两年泡在图书馆，几乎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后来同事打趣：“老耿那会儿就像要和黑夜拼命。”
1995年，36岁的他出任灵石县长，第一道命令就是拿出五千万元修缮王家大院。县财政全年收入不足一亿，反对声可想而知。会上有人拍桌子：“把家底砸进古宅，你疯了吗？”耿彦波只回一句：“再不修，以后连砖都找不到。”十年后，王家大院成为4A级景区，年创收三千万，曾经送来花圈的几位持反对意见者再见到他时面露尴尬，连连作揖。
2000年，他调任榆次。凌云大厦曾被视作“地标”，可在耿彦波眼里却是一堵挡住古城肌理的混凝土墙。爆破那天，围观者挤满街口，尘雾散尽，一片开阔地取而代之。几年后，榆次古城人潮如织，外地游客喜欢在古巷里找洪洞面皮，而当地老人更爱指着城门说一句：“这门，是耿市长给打通的。”
2008年1月，大同人迎来了“耿拆拆”。那时大同的头衔只有“煤都”，大坑密布，空气中弥漫粉尘。耿彦波提出“一轴双城”，御河为界，西修古城、东建新城。方案甫一亮相，质疑冲面而来：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搬？他没多解释，天亮就出现在工地，晚上十一点还在檐口比划尺寸。余秋雨后来回忆：“他在工地晕倒过八次，没人知道第九次会不会再爬起来。”
安置房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人拖延程序想多拿补偿，他盯着对方：“大同只有一次机会，你在浪费它。”说罢拎起水瓶朝地一摔，矿泉水迸得到处都是。也有人向他哭诉补偿过低，他干脆把对方带上车，沿路指给他看未来要搬进的楼，“你住不住？”一句话堵住所有怨气。
到2012年底，御河两岸新旧并立，北魏鼓楼的剪影每天黄昏都能倒映在水面。那年9月，大同空气优良天数增至248天，比2007年翻了一倍。市民说起耿彦波，已经不用外号，改叫“耿市长”。
2013年3月，调令从省里下达，耿彦波出任太原市长。离开大同那天，他乘坐的考斯特刚拐出和阳门，车窗外的呼喊让司机减速——“耿市长别走！”有人跪在冰雪尚未融化的地面上，手举写有“谢谢”两字的白牌。耿彦波低头整理文件，不抬头，鼻梁上的老花镜却起了雾。
太原的问题是城中村。170多个村，25万居民，拆迁款、回迁房、历史遗留手续交织成麻。耿彦波采取“整村拆除、安置优先”，动作依旧迅疾。2014年5月，他在龙泉寺工地对施工队长说：“台阶七级，不能多也不能少。”队长愣神，他补了一句：“碑文里写得明明白白。”
除了文物修复，他还盯住快速路。2015年，太原同时上马17座立交桥，设计图纸堆满他办公室。有人提醒资金压力，他摆摆手：“路修通，钱自然回流。”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太原市区主干道平均时速提升30%，公交准点率升至84%。
然而高强度工作也在透支身体。2017年冬，他被确诊为胃黏膜严重糜烂，医生要求住院三周，第四天就出现在汾河东岸桥墩下。随行人员小声劝阻，他摇头：“再拖一个月，汛期就到。”
2019年届龄退休后，他没搬去省城高档小区，而是住在太原南郊一套80平方米的旧房。邻居遇见他，常听见一句玩笑：“老耿，又去数砖头？”事实上，他隔三岔五乘公交去各处转转，看看城墙的缝隙有没有渗水，看看新修的立交是否堵点又冒出。
耿彦波的轨迹，从和顺到灵石、榆次、大同，再到太原，一路都是施工图纸、考古资料和成摞的投诉信。有人统计过，他主持修复的文物点位超过300处，主导的新建道路累计近千公里。数字之外，是无数黄土、灰尘与汗水混杂的场景，也是那双总被灰浆糊得发白的旧皮鞋。
他不再拥有敲章落款的权力，却仍把每一次现场踏勘当作例行公事。有时候，遇到年轻人认出他，会好奇地问一句：“耿市长，您还管啊？”他笑笑：“城是大家的，看得见问题就得说一句。”
这句“说一句”，大概也是他半生行事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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