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1700：南国小县见证的乱世浮沉
崇祯四年（1631年），广东海丰县爆发饥荒，一斗米卖到三钱银子。县令周某开仓放粮，富户也被要求捐米，在万寿寺设粥棚赈灾。每天只放一次粥，远乡饥民走到县城往往错过时辰，只能饿着肚子等到第二天。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手里还攥着讨饭的竹杖——这仅仅是开始。
崇祯七年（1634年），海盗刘香率领数百艘船在沿海劫掠。石帆、金锡、杨安等地百姓任其蹂躏。第二年，官府试图招抚刘香，结果四月初四在谢道山谈判时，刘香突然翻脸，挟持两位道台、两位参将扬长而去。上千围观百姓惊恐逃散。
崇祯九年（1636年），郑芝龙率两百艘战船在田尾洋剿灭刘香。刘香兵败自焚，其残余势力流窜浙江。这场海盗之乱造成数百人死亡，沿海经济遭受重创。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夜，山贼曾振突袭海丰北门，烧毁房屋数十间，掳走男女百余人。城头守军只敢敲更鼓，不敢开一炮。百姓开始大规模迁入城内，房价暴涨十倍。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海丰时，官员还在看戏饮酒，民间依旧寻欢作乐。有人冷漠地说：“皇帝死，关我们什么事？北京离我们远着呢。”他们不知道，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浩劫即将降临。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四日夜，贡生徐楷纠集数百人发动叛乱，参与者以白头巾为标记。幸亏县令提前得到消息，在城头布防。天亮后抓获十多名叛党，愤怒的百姓用石头将他们砸死。
此时清军尚未控制广东，各方势力混战。碣石卫指挥张明珍勾结惠来贼寇，副指挥李廷机则引入海盗苏成。最终苏成占据碣石卫城，抽取三成租税，后来更是涨到六成。请苏成入城的那些人，家产儿女尽数归了他。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七名清军骑兵首次出现在海丰。他们身背大翎箭、方刀，头戴红笠，见“红头军”就射。百姓纷纷逃入城内。第二天，李成栋率数万大军进驻五坡岭，新任县令王候宠强迫百姓剃发。
清军征调三百名民夫，百姓逃散。县令威胁：“今夜没有民夫，就进城抢掠！”最终每户出一人，连守城者都被拉走。清军未留一兵守城，次日即南下惠州。
顺治四年（1647年），苏成以“反清复明”为名，率数千红头兵进攻海丰。城内清军与红头军隔河炮战。关键时刻，举人黄德景请来砂陂陈慎予的民兵救援，苏成战败逃走。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清军攻破海丰西门城墙二十余丈。炮声震天，八十里外厨房里的碗都被震响。清军入城后屠戮百姓，掳掠妇女让人赎买。生员徐基的妻子被掠至军营，因坚拒不从而被打死。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为切断沿海居民与郑成功联系，开始推行“迁海令”。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初五，平南王尚可喜率兵万余抵达海丰，初六即巡视海边划定边界。
真正的灾难在康熙三年（1664年）到来。八月初七，清军与碣石总兵苏利在南塘决战，苏利中箭身亡。清军将其尸体砍碎。第三天，平南王班师，迁海令全面执行。
金锡、石帆、杨安等地房屋全被拆毁，田里禾苗尽数割除。百姓迁入内地搭草棚居住，瘟疫流行，“十个人只存活二三个”。蔡华衮悲叹：“民生逢此，可为长太息而流涕矣！”
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在边界五里设瞭望墩，十里建炮台，挖掘界沟。工程摊派给界内乡民，每处花费一二百两银子。督工官员还要“见面礼”，否则鞭打乡民。蔡华衮将此举与秦修长城相提并论：“此亘古未有之事，挞民作台苦况，可媲美长城矣。”
越界者斩。偶有幸存者冒险出界割野稻、捕鱼虾，常被巡界官兵斩杀。侥幸带回些许鱼虾，也不敢公开售卖，只能“将袋缚于腰间，入人家求卖”。买者也不敢声张，“闭门而食，可笑亦可哀也”。
康熙五年（1666年），沿海只剩平海一个口岸允许晒盐。平山盐厂聚集数千流民，“死者日以百计”。妇女儿童到平山后食粮断绝，“卖落船者亦有以百计”。盐价一升值银七分，有人饿死，也有人因缺盐淡食而亡。“民至此时，度一日如一年。”
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初五，朝廷终于展界。百姓“欢欣鼓舞，唱歌跳舞演戏，万民获得重生”。界外田租百石仅售十两银子，富者得田，贫者得钱，“家家喜悦，人人称心”。
但好景不长。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吴三桂起兵，粮价飞涨，一两银子只能买四斗粟。康熙十三年，福建耿精忠叛乱，潮州总兵刘进忠响应。清军征讨路过海丰，征调民夫极为繁重，“有跳水死者，有自缢死者”。
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初五，兵灾再临海丰，“城内外都是兵，民间货物被抢夺一空”。县城“无官无兵无民”，陷入无政府状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湾郑氏投降，持续六十年的海上战乱终于平息。但和平并未带来安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海丰八个月不下雨，“民心惶惶想要作乱，各处抢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至四月，海丰发生五次大地震。四月十九日，新田乡一声怪雷“打死三十多只牛，并一个牧牛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到五月连续大雨，粮价飞涨。“乡里的人来城里买米的，出到郊外就被抢。”六月海潮倒灌，十月连刮四五天大风，“禾谷全被扫去”。
税赋更是沉重。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推行“公当法”，每石米加派银二两，海丰县共加派九千多两。正税之外的各种摊派，使每石米实际负担达五两二钱一分。蔡华衮写道：“自古论当，世乱用千百，世治用百十，派之米石，是无轻只有重。”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朝廷要求革除“现年差役费”，海丰阳奉阴违，只是在缴纳正税时在柜台上额外收取，“只登记在簿子上”。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县白公章到任。时值连年灾荒，他“善于救荒”，严厉打击盗贼，“除掉盗贼百多名”。他还招商运米，保障粮源，“商人运米来的很多，不至于大饿”。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八十五岁的蔡华衮终于看到一丝太平景象。元宵节，守城军官步行观灯，“与民同乐，城门彻夜不关”。老人在自家小楼前开渠引水，“亦垂老人一怡情焉”。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八十六岁的蔡华衮完成《华衮手记》。六十九年间，他亲眼见证了崇祯年间的饥荒与海盗、明清易代的屠杀、迁海令的惨烈、三藩之乱的兵祸，以及康熙中后期连绵的天灾与苛政。
1711年，蔡华衮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他留下的12000字手记，成为观察明末清初基层社会最珍贵的窗口之一。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苦难：饿死在讨饭路上的饥民、被海盗掳走的妇女、迁海时疫病死亡的流民、被苛税逼得跳水自尽的农夫……
这些数字和细节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从来不只是王朝更替和帝王功业，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时代巨轮下的挣扎与求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