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同志，周副主席还在吗？”
1947年，云南的大山深处，几个长得像“野人”一样的怪人冲下了山坡，拦住了正要开拔的解放军吉普车。
车上的警卫员吓得那叫一个激灵，枪栓“哗啦”一下就拉开了，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这几个衣不蔽体的人。
也不怪警卫员紧张，这几个人实在是太吓人了：头发长得像茅草窝，身上挂着的布条已经看不出颜色，脚底板厚得像牛皮，手里拿的竟然还是早就淘汰了十几年的“老套筒”步枪。
领头的那个“野人”没管黑洞洞的枪口，他用两只还在发抖的手，费力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布条，极其郑重地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他问出那句话的时候，嗓子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全是血腥味。
车上的干部愣住了。
这都哪一年的老皇历了？怎么还有人问周副主席？
这几个“野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早就说他们全军覆没了，他们却还在这个只有猴子才来的地方活了12年？
02
事情还得从1935年那个冷得要把人骨头冻裂的冬天说起。
那是2月，中央红军长征走到了云南扎西。
局势那是相当的严峻，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像铁桶一样围了过来，红军的主力部队必须要转移，要北上，要活下去。
但是，几万人马的大动作，想要悄无声息地溜走，那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有人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说得直白点，就是当“诱饵”。
这支队伍得搞出大动静，得让国民党觉得红军的主力还要回攻四川，得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死死地拖在川滇黔边区。
周恩来看着面前站着的这400多号人，心里其实比谁都沉重。
这些人都是从各个连队抽调出来的骨干，有红军，有游击队，都是铁打的汉子。
但周恩来心里清楚，这一留，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他对留下来担任特委书记的徐策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你们的任务很重，要牵制敌人，掩护主力。”
徐策是个硬汉，二话没说就接了令。
临走的时候，周恩来握着徐策的手，说了那句后来支撑了这支队伍12年的话：“你们要在大山里和敌人周旋，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
大部队走了，这400人就成了扔进狼群里的一块肉。
徐策脑子活，他知道光靠这几条枪，别说牵制几十万敌军，就是在山里活过三个月都难。
得想办法壮大队伍，得有人，有枪。
这时候，一个叫王逸涛的人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人挺有意思，说他是土匪吧，他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说他是军人吧，他又在当地拉起了杆子当了“绿林好汉”。
徐策琢磨着，这人懂军事，手底下还有几百号弟兄，要是能拉过来，那这盘棋就活了。
红军那时候是真诚心，徐策甚至把纵队司令员的位置都让出来了一半，就为了拉王逸涛入伙。
王逸涛当时也确实是看着红军势头猛，想着找个靠山，带着人马枪支就过来了。
这一下，川南游击纵队从400人瞬间暴涨到了1000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声势也就造起来了。
那段时间，川南游击纵队打得是有声有色，四处出击，搞得国民党川军晕头转向，真以为红军主力杀回马枪了。
那时候大家伙都觉得，这步棋走绝了，简直是神来之笔。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王逸涛是来“入股”博富贵的，不是来“玩命”闹革命的。
03
这世上最怕的不是敌人的刺刀，是自己人的软刀子。
国民党那边也不全是傻子，他们查清了王逸涛的底细，然后祭出了一个比大炮机枪更管用的杀招——“枕边风”。
国民党把王逸涛的老婆给抓了。
这招太损了，但确实好使。
一封王逸涛老婆的亲笔信送到了山上。信里的内容很简单，大概意思就是：你要是再不投降，我就没命了；你要是投降了，国民党那边高官厚禄都给咱们留着，咱们一家人就能团圆了。
王逸涛动摇了。
咱们现在看历史，可能会骂他是个软骨头。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每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面对几十倍的敌人。
一边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加高官厚禄，一边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游击战。
人性这东西，经不起试探，尤其是王逸涛这种本来就是投机分子的人。
他不仅决定要走，还要拿昔日的战友当投名状。
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
王逸涛是纵队的主要领导，部队在哪里驻扎、哪里有哨兵、撤退路线怎么走、弹药库在哪里，他比谁都清楚。
那天晚上，徐策还在灯下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突然，枪声响了。
不是从山下传来的，是直接在指挥部附近炸响的。
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屠杀。
国民党的军队像是开了天眼一样，精准地堵住了所有的出口，把游击队堵在沟里打。
徐策带着人拼死突围，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还是倒在了乱枪之中。
那个曾经被视为“希望”的王逸涛，踩着几百名战友的尸体，换来了国民党的委任状，摇身一变成了“剿匪司令”。
1000多人的队伍，几天时间，就被打散了、打残了、打没了。
整个川南游击纵队，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剩下的几十号人，被国民党像赶鸭子一样，逼进了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
接任的余泽鸿看着身边这一张张满是黑灰和血迹的脸，看着这些刚刚还在说笑此刻却成了尸体的战友，眼珠子都红了。
投降吗？
这时候下山，只要举起手，说不定能活命。
余泽鸿把帽子一摔，就说了一个字：“打！”
04
接下来的日子，真就不是人过的了。
余泽鸿也没能撑太久，在后来的一次遭遇战中，为了掩护战友，也牺牲了。
指挥官换了一茬又一茬，人越打越少。
最后剩下的那点人，由刘复初带着，彻底成了山里的“野人”。
那是真正的绝境。
没有粮食，就去林子里找野果子，把树皮剥下来煮水喝。运气好的时候能抓到一只老鼠或者一条蛇，那简直就是过年了，连皮带肉直接生吞。
最要命的是没有盐。
人要是长期不吃盐，身体就会浮肿，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头发也会变白。
你看这帮红军战士，明明才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个个看着像六七十岁的老头，头发全白了，身上肿得一按一个坑。
没有药，受了伤就用土法子，找点草药嚼烂了往伤口上一糊。伤口化脓了，就用刀把烂肉剜掉，疼得浑身打摆子也不敢哼哼一声，怕引来敌人。
还有子弹。
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根本没地方补充。到后来，他们都不敢随便开枪，每一颗子弹都得留着保命。
但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
大部队走了，电台早就坏了，他们彻底成了断线的风筝。
国民党在山下用大喇叭喊话：“红军主力早跑了，没人管你们了！你们被抛弃了！”
这种话，听一次没感觉，听一百次、一千次，谁的心里能不犯嘀咕？
有时候夜里太冷，大家挤在一起取暖，也有年轻的小战士问：“大部队真的还会回来吗？”
每当这个时候，老兵就会提起当年扎西的那场大雪，提起周副主席的那只手，提起那句承诺。
“周副主席说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
就为了这一句话，这帮人在深山老林里，硬是和国民党周旋了整整12年。
12年啊。
外面的世界早就翻天覆地了。
抗日战争打响了，他们不知道；平型关大捷，他们不知道；日本投降了，他们还是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只要枪还在手，这面旗就不能倒。
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牵制住一部分敌人，就能给大部队减轻一点压力。
国民党那边也纳闷得不行。
明明每次围剿都觉得这帮人肯定死光了，连树皮都啃光了，还能活？
可过不了多久，山里又会有冷枪响。
这帮人就像是野草，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了国民党喉咙里怎么也拔不掉的一根刺。
05
时间转眼到了1947年。
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的号角终于吹到了这片沉睡的大山。
那天，解放军的一支部队路过这片山区。
几个衣衫褴褛、浑身长毛的“怪物”突然从林子里冲了出来。
这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当那个领头的人问出“周副主席还在吗”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
它跨越了12年的生死，跨越了无数个绝望的日日夜夜。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抢名字。
经过核实，这确实是当年留下的川南游击纵队的幸存者。
当年的400多人，加上后来扩充的，一共1000多号人，最后活下来站在吉普车前的，只剩下这么几个。
他们不知道现在的局势，不知道红军已经改名叫解放军了，甚至不知道周恩来已经成了周副主席。
在他们的记忆里，时间还停留在1935年的那个冬天。
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
这位一向沉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总理，在听到“川南游击纵队”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圈瞬间就红了。
他以为这支队伍早就没了。
毕竟那是12年的孤军奋战，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也该磨成渣了。
可他们还在，还记着当年的约定，还守着那片阵地。
这帮人归队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但这事儿还没完，还有一个人的账没算呢。
那个当年出卖战友、导致纵队差点全军覆没的叛徒王逸涛呢？
这老小子在国民党那边混得也不咋地。
你想啊，一个连自己战友都能出卖的人，国民党能真心信他？不过是利用完就扔在一边的夜壶罢了。
解放后，王逸涛怕被清算，隐姓埋名，躲到了一个小地方，想混过下半辈子。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王逸涛这只藏在阴沟里的老鼠，终究还是被揪了出来。
当年那些牺牲在枪口下的冤魂，那些在深山里受了12年罪的战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被关进了大牢。
有意思的是，还没等到公审枪毙，第二年他就因为癌症死在了监狱里。
有人说这是便宜了他，让他死得太轻松了。
但我觉得，让他在恐惧、绝望和病痛中慢慢等死，看着他曾经背叛的信仰最终取得了胜利，看着他曾经看不起的那些“泥腿子”成了国家的功臣，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王逸涛以为自己换的是前程，其实换的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
而那几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野人”，虽然最好的年华都烂在了泥里，但他们的骨头，比这大山里的石头还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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