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月初五，京西一间会议室灯火未熄。中央军委干部部在通宵讨论一件棘手之事——武汉军区高层不和，已到“必须出手”地步。文件摊在桌上，几个批注圈得触目：军政主官不合、部队情绪波动、后方保障紧张。解决方案只有一句：请钟汉华南下，担任第三政委。
若把时针拨回三年前，一切端倪都埋在195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里。陈再道当年是刘帅的“起家部下”，功劳簿耀眼，在会议上被点名谈“保守思想”。主持会议的正是军区政委谭甫仁。批判持续数日，表面皆曰“大鸣大放”，暗处却已埋下误解。自此，司令与政委见面客气，背后各自沉默，合作呈现“低压运行”状态。
第一政委王任重原与陈再道颇有交情，可王既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脚踩地方摊子，分身乏术，只能远程调和。长期对立若不化解，战备、训练、后勤三件大事随时可能脱节，这才有了中央临时拍板的“第三张牌”。
二月下旬，钟汉华乘军用吉普抵达汉口，行李不过一只灰布挎包。下车时风大，他压着军帽沿，心里记着首长出发前的两点嘱托：一是让官兵吃得饱，二是让班子坐得住。看似简单，难就难在头一个字——“和”。
粮食短缺的痛，武汉军区感受尤深。前年冬天，好些部队连三餐稀粥都保不住，官兵把江边芦苇根当作充饥。钟汉华上任后一周即拉着后勤部长下部队，沿途看见战士在荒地开垦“夜光田”，锄把碰石火花四溅。他当场拍板：军区营建农副业基地，能种的都种，能养的都养。不多久，郊区的空闲滩涂冒出一片片青麦，伙食略有起色，可内部的隔阂仍在暗涌。
真正让人头疼的，是那两张熟面孔一坐进会议室便彼此无言。十月底，军区计划演习，涉及十万多人机动。陈再道在地图上比划进攻路线，谭甫仁却执拗强调“政治动员未到位”。议场温度骤降。钟汉华端起搪瓷缸，轻声道：“老陈，往事翻篇吧！”十三个字在空中荡了半晌，无人接茬。会后，谭甫仁对身边秘书摇头：“老钟怕是低估了问题。”
努力并非全无成效。年底之前，钟汉华把三人关在梅岭招待所，轮流促膝夜谈。酒过三巡后，陈再道吐出一句：“我不是不认同政治工作，只是那回场面太难堪。”谭甫仁沉默，眼神在窗外飘。裂痕虽见曙光，却未愈合。
1963年春，组织部一纸命令：谭甫仁调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外界议论纷纷，有说是“破局”，也有人猜测与经济调整需要法律人才有关。无论初衷如何，武汉军区的紧张氛围终得稀释。钟汉华顺势接任第二政委，与陈再道一文一武分工，配合倒也顺畅。两人曾是二纵搭档，默契尚在。那年秋季演习，指挥链条干净利落，师团长们背后议论：武汉军区总算齐心了。
然而，风浪才平，暗流却未远去。1966年夏，一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旋风卷来。军区首长被揪斗成常态，机关干部人人自危。1967年初，陈、钟双双“靠边站”，并被勒令写交代。钟汉华本就患心脏病，激动时一阵胸闷，警卫员连忙掐人中才缓过气。
1969年初，中央决定“疏散易受冲击干部”，武汉几位老将被打散到南方农场劳动。闽东的海风腥咸，芭蕉叶哗哗作响，陈再道和钟汉华偶尔能在芒草地头打个照面。面对彼此，眼底有疲惫，也有患难与共的默契。没有誓言，只一句“多保重”。
再看谭甫仁，他在军事法院干了两年，后调至工程兵任政委，与老战友陈士榘搭档。两位在中央苏区时就打过游击，这回聚首，谈课本炮兵口号也会大笑。惜乎好景不常，昆明军区缺政委，1970年初他又匆匆上高原，一别数载。
翻检档案能发现一个规律：同一支军队，两位主官若在思想路线、履历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很可能因一次运动、一次批判而生嫌隙。上峰通常给出的解法有三：调人、加人、拆人。武汉军区的“三政委”方案，正是“加人”策略的变体；两年后改调，则是“拆人”方案的典型。成效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但对维系部队稳定，确有立竿见影之处。
回到1961年的那份布置，“吃饱饭”终归有账可算；至于“把心贴在一起”，却往往取决于时代的风向和人物的阅历。若问钟汉华，他或许会摇头失笑：兵，能练；地，能种；可人的心思，哪有那么规整的排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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