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18日，美国主导的联军宣布，其在伊拉克联邦控制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和顾问任务已经撤离，标志着历时近十二年的外国军事存在正式进入新阶段。自2014年以来，伊拉克一直是反“伊斯兰国”战争的前线，数以万计的美军及盟军士兵先后部署于该国境内，从北部库尔德斯坦到南部巴士拉，几乎每一处战略要地都留下了联军的身影。如今，这些基地大部分移交给伊拉克安全部队，联军从主动作战向“顾问+后勤支援”转型，意味着伊拉克正在承担更高层级的安全自主责任，也意味着中东安全格局正在迎来新的力量重新配置。在宣布撤军的当天，伊拉克军事委员会的声明中强调，伊拉克部队已具备“完全阻止‘伊斯兰国’复苏”的能力，这不仅是对国内安全机构能力的肯定，也隐含着对未来国际干预角色重新定义的期待。
然而，从战略层面看，这一撤军动作并非简单的部队转移或政治象征，而是长期中东安全演变的节点。在过去十年，美国军事存在不仅是对伊斯兰国的直接打击力量，更是地区权力平衡的核心杠杆。通过部署基地、维持空军支援与情报网络，美军在伊拉克建立了跨境行动的能力，同时影响伊朗、叙利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态势。随着联军从伊拉克联邦区域撤出，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的作战支持将更加依赖库尔德斯坦地区有限基地与后勤网络，这种转型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操作模式正在由高密度部署转向低密度、高灵活性的“远程干预”，其效果与风险均需重新评估。
伊拉克本土安全能力的提升，是撤军背后的核心逻辑。过去数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美军培训、武器援助及联合作战下逐渐成长，但在组织协调、情报整合以及山区、沙漠和边境地区的实战经验方面仍存在短板。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显示，“伊斯兰国”虽在城市地区几乎失去控制力，但其在巴迪亚沙漠及叙利亚边境线的潜伏网络仍在重建，这意味着伊拉克在面对零散、隐蔽的非正规武装行动时仍存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撤军并非意味着安全风险消失，而是将更大的责任转移给伊拉克自身体系，同时要求其政治、军事及民间治理能力相互支撑，以避免安全真空导致局部冲突再度升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撤军也在重新定义中东力量博弈格局。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已通过政治派系、民兵组织以及地方行政系统稳固，而美军的主动存在在过去十年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影响力的扩张。随着联军逐步退出，伊朗的战略空间将被动扩大，这不仅影响伊拉克内部政治平衡，也对叙利亚乃至黎巴嫩安全环境产生连锁效应。同时，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地区力量，也会根据伊拉克安全自给能力的变化调整自身策略，导致整个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可以预见，撤军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多极化安全体系的加速形成，局部冲突与跨境渗透的可能性将常态化，传统的单边军事威慑模式将面临约束。
经济与社会维度同样不可忽视。伊拉克的反“伊斯兰国”战争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国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仍处在恢复阶段。外国军队的撤出，将直接考验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与地方治理能力。过去，美军驻扎不仅提供了安全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就业与经济活动，而撤军意味着伊拉克需要在有限财政与国际援助下维持安全体系的运转。这种压力可能引发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也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残余力量重新滋生的土壤。
技术与作战机制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联军撤出并不意味着国际支援完全终止，跨境空中支援、情报共享与特种作战仍将延续，但操作方式已从长期驻地转向快速反应与远程协作。这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队具备更高的自主调度与信息化水平，也对其军事指挥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同时，美国及盟国未来对伊拉克的军事援助，将更加精准化、条件化，以降低直接介入风险，但这也意味着伊拉克需要在战略自主性与国际依赖性之间取得平衡。
在安全威慑、地区影响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之间，伊拉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联军撤军是历史的节点，也是制度能力的试金石：伊拉克若能成功过渡，意味着中东局部安全力量的重构、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战略自主性的提升；若过渡不顺，则可能导致非正规武装活动复苏、地区力量冲突加剧，以及内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脆弱化。这一进程不仅检验伊拉克自身，也为外部观察者提供了理解中东安全体系演变的关键窗口。
未来几年，伊拉克的安全与治理路径将对整个中东产生示范效应。美国撤军将促使伊拉克建立更加独立的军事、情报与政治整合体系，同时推动周边国家在区域安全机制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由单极依赖向多元平衡转型的阶段，历史上的外部干预逻辑将受到制度化自主力量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伊拉克的战略决策、内部政治整合能力以及对非正规武装威胁的应对效率，将成为判断其国家安全可持续性的核心指标，也决定着该地区未来稳定与动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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