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一份由印度陆军总部发往边境东段的电报里写道：“前进，再向北二十里。”这是当时所谓“前进政策”的一个缩影，也为一场即将爆发的边疆冲突埋下导火索。电文传到北京，相关部门在汇总材料后递交中南海，毛泽东批注只有四个字——“咄咄逼人”。由此可见，双方已在剑拔弩张的边缘徘徊良久，并非外界想象中的“一夜风云”。
印度的嚣张并非瞬间爆发。1947年独立仅仅五年后，尼赫鲁就在公开场合高谈“亚洲领袖”的抱负，他眼里的“理想印度”，版图远不止次大陆的疆界。1950年代中后期，他接连拿下海德拉巴、果阿等地，对外错把殖民岁月里继承的“印度帝国梦”当作国家目标，滋生出一种“新兴大国要有大块领土”的幻觉。
1954年，周恩来在新德里签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气氛看似温和，可双方认定的边界并未画定。印度国内舆论却把这份协议解读为“中国默认麦克马洪线”，为之后的冒进埋下心理伏笔。1959年，藏区发生叛乱，印方在边境配合藏独分子多次试探，尼赫鲁又对议会表示：“印军已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活动。”这番话被《印度斯坦时报》拿来做头版标题，次日清晨便传遍全国，令民众相信政府“收回祖宗土地”指日可待。
1960年4月，周恩来带着厚厚一摞地图再赴新德里。当时外界普遍期待两国总理的会晤能够解开边界之结。但会谈桌上，印度代表团把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标成深色，要求“无条件承认”。周恩来放下手中铅笔，沉吟数秒，说道：“历史不能随便涂改。”尼赫鲁则回以一句后来多次被引用的话：“历史由今天来书写。”会议就此僵住。那一刻，双方立场已决然相反，和平解决的最后窗口也随之关闭。
如果说政治误判是第一根火柴，那么大国支持就是第二根。冷战时期，美苏都在南亚布棋。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推行“和平共处”，亟需朋友制衡中国，便以优惠贷款加米格-21的技术转让换取印度好感；肯尼迪政府同样不愿中国在亚洲坐大，1959年至1962年，仅经济援助就拨给印度四十多亿美元，“友邦扶持”的信号分外明显。印军高级将领纷纷断言，只要真打，美国空军和苏联军事顾问不会袖手旁观。国际舆论场也是一边倒，《泰晤士报》甚至预言：“若开战，必是北京溃败。”
不可忽视的还有中国自身困境。1960年，中苏裂痕彻底公开，苏联专家的撤走让156项援建工程停摆，国内粮食歉收，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笼罩乡村。北京城里配给制严格到连高级干部每月肉票都得精打细算。西线，苏军在外兴安岭地区集结重兵；南海上，美国第七舰队时常挑衅。对外界观察家而言，这个刚走出抗美援朝的东方新政权正陷于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泥淖。印度高层因此断定：中国无暇南顾，更不敢与自己闹翻。
有意思的是，尼赫鲁的信心绝非空中楼阁。印军1950年代在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鏖战，虽然谈不上大胜，但至少尝到胜利果实；又在果阿战役里击败葡萄牙殖军夺岛成功，加之西方杂志对“英式军事传统”推崇备至，一套光环叠加，让德里政要对部队实力估计严重失真。1962年8月，陆军参谋长考尔中将提交作战建议，核心就一句话：“越出国境，立威止争。”尼赫鲁在文件上潦草批示：“可行，速办。”旁边还有一行半开玩笑的评语——“进得去，别忘了到四川驻军。”
九月中下旬，印度陆军第七旅在达旺以北连续推进，占据我方哨所十余处。前线报告飞抵北京，中央军委在十月初决议自卫反击。14日清晨，解放军西线部队在班公湖方向打响第一枪；东线林芝以南多路穿插，一举断敌后路。五天后，达旺守军溃败，旅长达维尔被俘，他面对我军翻译时颤声自语：“德里高估了我们，完了。”短短一句话，似乎把所谓“大国自信”击得粉碎。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印军指挥系统先天薄弱，考尔自恃总统内侍出身，后勤却一塌糊涂，一条补给线被我军断绝后，前沿连队只能以干粮充饥，再遇高原缺氧，战斗力锐减。雪地里，解放军三人侦察分队依靠野战经验，夜袭印军一个营，缴获勃朗轻机枪十多挺，这段记录后来写进军报，成为学院教材的经典案例。
西方媒体原本期待的“外援出手”并未出现。美国空军因古巴导弹危机被牵制在加勒比海；苏联则在联合国呼吁“中印停火”，却始终没有派兵。尼赫鲁迅速从狂态跌入恐慌。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三十余天，他先后三次向英、美、苏求助，换来的多是模棱两可的口头支持。印度国内反对声此时才明白，所谓安全网其实只是他国的政治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印度长期实施“蚕食战略”的爆发点。1957年至1962年，印军在东西两段先后前推四十余公里，私设哨卡百余座。中国方面一直坚持搁置争议、谈判解决，在拉萨日喀则间铺修公路，仍未动武。直到印度把枪口对准新建的边防巡逻队，才逼出那句再清晰不过的信号：“不想打，但害怕也不是中国的性格。”
尼赫鲁自负内政外交面面俱到，却忽略了民意基础。战败消息传回德里，国会内一片质疑，被称为“世俗教父”的他第一次面对下台呼声。风烛残年，他在1964年5月突发心脏病，自家医生回忆道：“最后一周他沉默寡言，常盯着墙上那张西藏高原地图发呆。”历史学者普遍认为，1962年的挫败对尼赫鲁是致命打击。
战后，解放军主动停火并从接触线后撤二十公里，将俘虏悉数遣返，国际社会感到意外。“中国军队为何又退回去了？”一位英国议员在下院提问。其实缘由简单：惩其嚣张即可，无意扩大战果。此举顺带拆掉外界炒作的“侵略论”，并在外交上赢得了回旋余地。反观印度，不但失地，更失去所谓“第三世界领袖”的光环，让国内对政府的迷信轰然崩塌。
回望那一年，印度的嚣张根源有三。其一，前期多线扩张积累的虚假胜利，为决策层提供了错误样本；其二，对中国处境的误判，将战场风险估计得过于乐观；其三，美苏两强的口头许诺让德里误以为背后真有坚强靠山。三股错觉交织，催生出“进占四川”的狂言，也把南亚最大民主国家推向滑铁卢。
当年边关隆冬，寒风穿透军棉服，官兵们依旧咬牙急行军。对面的印军，曾向媒体宣称要在林芝升起三色旗；可现实是，四周雪岭一片静寂，唯有我军战士的脚步声回荡山谷。尼赫鲁口中的“占领四川”，最终只存在于报纸社论里，连达旺都保不住，更遑论翻过横断山脉。
1962年之后，中印边境虽时有摩擦，但双方都再未走到全面战火的极端。那场三十天的交锋，成为印度军政史上一段难以启齿的记忆，也让世界重新评估了人民解放军在高原环境中的机动作战能力。狂妄有时，只是缺乏敬畏的另一种说法；而敬畏，往往要用代价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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