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老公像空气一样存在，却连名字都不能提。”——1988年，当保密柜打开，孙玉芹才第一次知道，自家户口本上那个“长期出差”的于敏，原来在造氢弹。
1961年冬天，于敏把北大助教证塞进抽屉，连宿舍门锁都没换，就跟着钱三强走了。同事以为他“下乡劳动”，其实人被拉到京郊灰砖楼，门口有哨兵，里面只剩噼里啪啦的算盘声。那时全国最快的计算机每秒五万次，九成时间还得先算原子弹，留给氢弹的只剩夜里那两小时。于敏想了个“笨”办法——白天把公式拆成无数小块，大家轮流手算，晚上整块时间再喂给机器。一张八行对开纸，正反面写满蚂蚁大的数字，一个月就能堆满一麻袋。后来所里搬家，保洁工拿这些“废纸”换麻绳，换回两包大前门，心疼得组里小伙子直跺脚。
更离谱的是“百日会战”。1965年去上海，机房隔壁就是食堂，于敏怕耽误时间，拿筷子戳着馒头在纸带上找异常，一条纸带三公里长，盘在地上像盘龙。别人看花了眼，他能从跳点里一眼认出哪个晶体管闹脾气，顺手把硬件故障也修了。所里传成段子：“于敏的脑袋，比机器还好使。”
氢弹原理被算盘“敲”出来后，还得让戈壁滩听见。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闪出第二颗太阳，实测当量331万吨。消息传到华盛顿，中情局的报告只有一句话——“中国有人没用计算机就算出了热核答案”。他们不知道，这答案是于敏用27年“人间蒸发”换来的：没论文、没职称、连儿子学校填表都只能在“父亲工作单位”栏写“信箱1961”。
孙玉芹生老二那天，于敏“出差”实在走不开，邻居用板车把她拉到医院。护士问家属呢？她笑：“在天上呢，得等导弹把他送回来。”1988年解密那天，她拿着印着“于敏”俩字的 newspapers 回家，嘴里还念叨：“老于，这名字听着咋这么新鲜？”
晚年的于敏被问：“如果再选一次，还隐姓埋名吗？”老头揉着受过辐射的胃，慢悠悠回一句：“谁让中国那时候就我懂这个，我不上，难道让后人挨欺负？”说完转头看墙上老伴儿的照片，补了一句：“就是欠她的，还不上了。”
2019年，93岁的于敏走了，共和国勋章替他戴在枕巾上。七年前，孙玉芹先走一步，没赶上这场“官宣”。工作人员整理遗物，发现老爷子枕头下压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玉芹，国家的事我办完了，咱们回家。”
今天，手机一滑就能订外卖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有人用算盘替我们算出了和平，用消失替我们换来了热闹。名字可以解密，但亏欠解不了；勋章可以补发，但拥抱补不上。下次再刷到“氢弹”俩字，别只记得爆炸的蘑菇云，也想想那间没有窗的办公室，和那个连老公真名都不知道的平凡女人——他们才是中国的“于敏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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