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号的大半夜，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里死一样寂静，只有“叮……叮……”的银元撞击声。
一枚袁大头被抛起来六次，每一次落地，都像是在给两个大活人敲丧钟。
这可不是在赌钱，是在赌命。
抛硬币的是28岁的张学良，那时候他刚接手东北没多久，脸白得像张纸，手心里全是汗。
旁边坐着他老婆于凤至，哭得妆都花了，浑身抖个不停。
两口子心里都门儿清，这枚银元的正反面，决定的不是明早吃啥，而是那位“托孤重臣”杨宇霆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
张学良心里默念“杀”，结果连抛三次，次次都是袁大头那一面朝上。
他不信这个邪，觉得银元有鬼，又换了个抛法，心里默念要是“留”，就让背面的五色旗朝上。
你猜怎么着？
老天爷像是铁了心要看戏，又是连抛三次，次次都是五色旗。
六次抛掷，结果全是一个“杀”字。
张学良眼里的惊恐慢慢没了，剩下的是一股子狠劲。
几个小时后，震惊全国的“杨常事件”就这么炸了，东北军的二把手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就在这间屋子里被打成了筛子，血流了一地。
很多人都知道张学良晚年说过，西安事变他不后悔，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杀了杨宇霆。
这事儿听着挺拧巴的，一个连蒋介石都敢扣的大少爷，杀个不听话的手下怎么还后悔了一辈子？
这就得把日历翻回到1928年。
那年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连人带车被炸上了天，奉系军阀的天塌了。
这时候的张学良，那处境简直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大家脑补一下，你是个不到30岁的富二代，突然接手了老爹的上市公司，结果董事会里坐的全是跟着老爹打天下的“老叔叔”。
这些老家伙手里有枪又有钱，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个只会跳舞、打网球、甚至还抽点大烟的败家子。
这种富二代接班的戏码，演砸了就是家破人亡。
杨宇霆，就是这些“老叔叔”里的带头大哥。
这人脑子那是真好使，号称东北军的“小诸葛”，老帅活着的时候，他在东北那是横着走，连日本人都得让他三分。
在他看来，张学良就是个穿开裆裤长大的孩子。
既然老帅走了，那他这个“托孤重臣”替少帅当家作主，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可这“当家”，当着当着就变味了。
张作霖的丧事还没办完，杨宇霆就开始对张学良指手画脚，甚至当着下属的面训斥少帅，那架势跟训孙子差不多。
这种场景，像极了当年的鳌拜欺负少年康熙，但张学良不是康熙，他心眼更小，脾气更爆。
矛盾彻底爆发是在1929年1月7号，杨宇霆他爹过大寿。
那天张学良那是给足了面子，带着太太备了厚礼亲自上门拜寿。
按理说，一把手来了，这面子给的够大了吧？
主人家怎么也得毕恭毕敬出门迎接。
结果呢？
杨宇霆根本没露面，就派了个副官把张学良领到了偏厅晾着。
等张学良走进大厅一看，好家伙，满屋子的军政要员、满清遗老，还有日本人的代表，正围着杨宇霆谈笑风生。
看到张学良进来，这帮人居然屁股都没挪一下，只有几个人稍微欠了欠身。
最气人的是，杨宇霆咳嗽了一声准备讲话，全场几百号人瞬间鸦雀无声，齐刷刷站起来听训。
在那一刻，张学良心里那个凉啊。
他坐在冷板凳上看着被众星捧月的杨宇霆，那种感觉不仅仅是丢人，而是恐惧。
在那一刻张学良才明白，在这个家里，他就是个穿着龙袍的吉祥物。
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杨宇霆不死，自己这个“东北王”随时可能被废掉，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这种恐惧，最后就变成了杀心。
三天后，也就是1月10号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大摇大摆地进了大帅府。
这俩人是来逼宫的，拿着文件要张学良签字，要在东北搞个“铁路督办”，指名道姓要常荫槐当这个头。
这哪是签字啊，这是要明抢。
铁路那是东北的命脉，钱袋子都要被人家抠走了，张学良还能忍？
面对这种骑脸输出，张学良却突然客气起来，推说天晚了，让两人稍等，自己去楼上拿印章。
就在他上楼的那几分钟里，就是开头那一幕——六次抛银元，问天买卦。
接下来的事儿，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张学良下楼没拿印章，倒是冲出来一帮卫兵。
杨、常二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乱枪打死在老虎厅那张名贵的老虎皮地毯上。
枪声停了之后，张学良那是一夜没睡，连夜发电报通告全国，列举这两人的罪状。
同时又玩了一手“猫哭耗子”，宣布罪不及妻儿，给杨家送去了巨额抚恤金，还亲自写了挽联。
这操作看似仁至义尽，其实就是为了稳住奉系内部那帮人心惶惶的老人。
这事儿在当时，那是被不少人叫好的。
大家都觉得少帅杀伐果断，这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
甚至有人说这是为了国家统一清除了障碍，毕竟杨宇霆一直反对易帜。
可是吧，历史这玩意儿，往往带有滞后性。
当时的爽，那是真爽，但后来的疼，也是真疼。
为什么张学良晚年最后悔这事儿？
因为他后来终于活明白了：一个家里，如果老大和老二闹翻了，直接把老二杀了，那等到强盗破门而入的时候，老大就会发现，自己身边连个能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了。
杨宇霆虽然飞扬跋扈，虽然有野心，但他绝对是个人才。
他在世的时候，对付日本人那是有一套的，搞的是“软钉子”策略，既不彻底翻脸，也绝不让步，把日本人玩得团团转。
而张学良杀了杨宇霆，这就叫自断臂膀。
他把少帅当孩子哄，殊不知手里的枪是不分大人小孩的，但他一死，东北军的魂也就散了一半。
仅仅过了两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关东军的铁蹄踏碎沈阳的宁静时，张学良那是彻底慌了神。
这时候的大帅府里，再也没有那个虽然讨厌、但足智多谋的“小诸葛”来告诉他该怎么做了。
他身边剩下的一帮人，要么是只会听话的庸才，要么是早已被日本人吓破胆的软蛋。
要是杨宇霆还活者，关东军未必敢那么轻易动手；或者即便动手了，东北军也不至于连个像样的抵抗组织都搞不起来，弄出个“不抵抗”的千古骂名。
张学良用几枚银元赌赢了权力，却输掉了格局。
他除掉了眼前的威胁，却把自己家的承重墙给拆了。
哪怕是一条恶狗，只要能咬住外面的狼，那也是好狗，可惜张学良把它杀了。
那枚在深夜里旋转的袁大头，最终落下的那一面，不仅砸死了杨宇霆，某种意义上，也砸碎了旧军阀守护领土的最后一点底气。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怨，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帅变成了百岁老人，提到这事儿时，他只是浑浊着眼睛叹了口气，说了句这是“凄惨的遗憾”。
那一刻，沈阳的雪好像又落在了他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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