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青岛海面还笼着薄雾，市区的大街小巷却已经因为国庆的余韵而格外热闹。集市摊位一溜儿排开，卖布的、卖杂货的、卖童鞋的小摊主一边吆喝，一边打量着街上那些穿着军装的年轻面孔。
这些年轻人，大多刚从朝鲜战场上撤回国内，军帽压得很低，脸被海风吹得发紧，却挡不住眼里那种新鲜又踏实的神情。对他们来说，街边一碗热乎乎的面，一双做工考究的布鞋，甚至远处飘来的爆米花香味，都有点不真实。
侦察营排长王大力就走在人群里，他身边跟着两名战友。三个人背着简易挎包，说笑不多，却不时停在摊前仔细端详。说白了，他们既是来看热闹，也是来跟这个久违的和平日子打个照面。
在一个卖生活用品的摊位前，王大力挑好肥皂、毛巾，又握着一双小巧的虎头鞋看了好久，才点点头买下。他心里有数，孩子已经几年没见自己了，这双鞋未必合脚，但起码能让家里人知道，他总是惦记着。
刚掏钱把零钱塞回衣兜，他就被战友轻轻碰了一下胳膊。顺着眼神看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人正悄悄把手伸进一位中年妇女的衣袋。人群嘈杂，那妇女还蒙在鼓里，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把随身的提包往脚边挪。
王大力抬眼扫了扫周围，他和战友互相看了一眼，很快用手势比划了一个包抄的方向。没有多说一句话，一个绕后，一个堵侧面，他则迎面走上去，挡在那人身前，声音不高却很硬：“把东西拿出来。”
小偷先是一愣，随即往旁边一闪身，想装作没事离开，却正好撞在战友胸口。三名侦察兵身手利索，小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人群边上，脸朝下摁在地上，怀里刚到手的钱包也滚了出来。
王大力原想着，把人押送到就近的派出所，交给公安处理，事情也就算完。谁料人刚拉起身，周围却忽然拥上来十来个同伙，把他们团团围住。这些人衣着杂乱，眼神阴狠，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
吵闹声一下子大了起来，附近百姓先是被吓得往后退，随即又有人小声议论，有人拽着孩子往旁边躲。三名志愿军战士没有退，见对方先动了手，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一下子就扭打成一团。
街头上的架，和战场上的遭遇战完全不是一回事。对面人多手杂，有人偷偷抄起木棍，有人从背后猛击。三名曾在炮火中九死一生的老兵，终究敌不过这十几双黑手，很快被打倒在地，头脸淤青，四肢负伤，动弹不得。
围观的群众这时才缓过神来，见那群人拎起脏兮兮的包袱四散而逃，有人追了几步，终究没有追上。几个胆子大的市民赶忙上前，把三名战士抬到路边，拦下车辆送往医院，又特意绕道去驻防部队的大门口报信。
一、骤然传来的噩耗
同一时间，青岛郊外的驻防营区里还算安静。1954年10月上旬的一个上午，第六十七军军长邱蔚正伏在办公桌前，核对调防后的训练计划，桌旁堆着厚厚一摞文电。
走廊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口的战士顾不上敲门，边推门边高声喊道：“报告军长，侦察营王大力他们出事了，在街上被一伙人打伤，已经送到医院！”话说完，人还在喘，脸涨得通红。
邱蔚眉头一拧，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王大力这个名字，他再熟悉不过，不久前刚被评为“英雄排长”，作战勇敢，头脑灵活，是整个侦察营的好手。他压了压情绪，只说了一句：“情况边走边说。”然后抓起军帽，迈步就往外走。
从办公室到院门不过几十米，短短一段路，小战士把大致情况讲了个清楚。听到“十几个人围殴”“光天化日抢钱包”这些字眼时，邱蔚手背上的青筋明显绷紧。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吩咐门口值班员给保卫科打电话，让警卫排立即出动，到医院外集合待命。
车刚停稳，他几乎是快步冲进医院。走廊里弥漫着药水味，墙角的板凳上坐着几个刚从街上回来的群众，还在小声议论。主治医生迎上来，脸色严肃地说，三人伤得都不轻，骨折、软组织挫伤都有，必须住院观察。
推开病房的门，眼前情景让人心里一沉。两名战士一胳膊吊着石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床中间的王大力伤势更重，颈部固定着支架，胸口起伏艰难，眼睛却还睁着，看到军长进来，努力挤出一个笑。
房间里一时间安静下来，只听到输液瓶里液体滴落的声音。邱蔚站在床前，足足看了几秒，才压着嗓子问：“能不能说话？”王大力侧过一点眼睛，咧嘴想答，医生连忙提醒：“先别勉强，慢慢来。”
这一刻，战场上的硝烟仿佛又在眼前翻滚。那些曾经冒着炮火冲锋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回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却倒在一群惯偷流氓的拳脚之下，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心里堵得慌。
听完事情经过和伤情介绍之后，邱蔚没有在病房里多说什么，只让三人安心养伤，部队和地方会给他们一个交代。话不多，却带着一种很笃定的语气，让病房里那几个年轻人明显松了口气。
走出病房，他脚步一转，没有立刻回营区，而是径直带着警卫员朝事发街区赶去。在车上，他一边让人记录歹徒的大致特征和作案地点，一边沉声交代：“不许打草惊蛇，到了地方先摸清情况。”
二、从朝鲜战场到青岛海岸
时间往前拨回到一个月前的9月12日。这一天，朝鲜战场上已经听不到大规模炮战的隆隆声，只剩零星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停战协定在1953年夏季签署后，中朝部队仍在一些偏远地域清剿残余武装，战线看似平静，却并不轻松。
第六十七军的指挥所设在山腰的一处工事里，外面秋雨时断时续，泥地上踩出一道道深深的脚印。邱蔚坐在地图前，正和参谋研究收尾作战部署。部队伤员陆续回国，老兵也盼着早些撤离，消息却迟迟未到。
也就是在这时，警卫员匆匆推门进来，说是国内指挥机关有紧急电话。电话机“叮铃铃”直响，他迅速起身，接通之后，按惯例报出部队番号和姓名，然后安静地听完上级的指示。
这一次，山里的电话线路没有带来新的攻击命令，而是一纸归国的调防命令。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六十七军抽调回国，开赴青岛一带，配合海军建设，加强沿海防务和训练。线路那头的声音不算多，却意味清楚——这支在朝鲜血战多年的部队，将以新的身份出现在祖国海岸。
放下听筒那一刻，邱蔚的表情罕见地轻松了一些。他当即命令全军准备撤离，边境一过，部队不做停留，直奔青岛。对许多从长津湖、金城江畔走出来的官兵来说，驶向海边的汽车，仿佛载着他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战位。
说到邱蔚接掌第六十七军，还得再往前追溯两年。1952年夏天，朝鲜半岛进入雨季，天空阴沉，空气潮湿闷热。正是这种天气，被敌军用来施放细菌武器——他们调集多架飞机，伪装成运输机，在我军阵地上空投撒装有细菌的弹壳和昆虫。
当时的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身先士卒，始终坚守在一线指挥。恶劣的气候加上细菌感染，让不少战士发起高烧，伤病员骤增。李湘在反复救治中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因感染严重、抢救无效而牺牲，年纪并不算大。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指挥机关时，许多老同志都沉默了很久。悲痛之余，总参的领导开始翻阅各部队的战况报告和干部履历，希望找到一名既熟悉朝鲜战场，又能镇得住一整军的指挥员。就在这堆厚厚的档案之中，一个名字逐渐清晰起来。
这个人曾是红军长征的老战士，参加过百团大战，在狼牙山一带的战斗中也扛起过关键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职务，其时是第二十兵团副参谋长，作风稳健，打仗有章法。战士们说，他打起仗来不声不响，却往往能在关键一仗上咬住敌人不放。
这个名字，就是邱蔚。在“抗美援朝”几次重要战役中，他注重保护有生力量，善于利用地形，既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也不轻易把部队往火堆里推。尤其在金城地区的作战中，他参与指挥的战斗干净利落，既稳住阵地，又给对手以沉重打击。
在综合考察、征求意见之后，总参向最高首长提出建议，破格任命邱蔚为第六十七军军长。提拔来得突然，但并没有让他产生半点轻浮。他带着原有的工作班子，一头扎进朝鲜的山山水水里，与全军将士一道挨过最艰难的日子。
停战后，奉命回国的第六十七军没有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立刻“松口气”。他们穿过鸭绿江后，直接向青岛方向行进。抵达青岛海军基地那天，邱蔚站在临时搭起的观察点，拿着最新绘制的地形图，仔细勘看港湾、岸线和周边高地。
眼前的景象，与他离开国内时相比，已经大不一样。港口水域宽阔，码头设施一应俱全，瞭望塔、通讯塔沿着海岸线分布，几艘新式军舰静静停靠。与朝鲜战场的炮火相比，这里显得安静，却同样是未来可能的前沿。
那一刻，许多官兵心里涌起了同一个念头——三年多的血与火，换来的不仅是胜利的停战协议，也换来了祖国海防力量的扎扎实实进步。说到底，从山里转到海边，第六十七军只是换了一个阵地。
三、英雄受伤与军纪民心
刚到青岛的那段时间，部队主要任务转为配合海军训练、熟悉海岸防务。作战间隙少了，操课、演练却一点也不少。国庆节前夕，看着门口高挂的红灯笼和营外渐渐增多的车辆，邱蔚心里琢磨起另一件事。
志愿军战士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的甚至参军时才十几岁。几年来，他们不是在行军，就是在阵地上挖战壕、扛弹药，难得有机会像普通青年那样逛一逛街、看看热闹。现在回到国内，离城里不远，却还把人关在营区里，总觉得不是个长久的法子。
思前想后，他在一次干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有必要给连队战士安排短期休假，让他们轮流走进街里，看看祖国的变化，顺带置办些日用品。距家近的，可以抓紧时间探望亲人；家远的，写信、寄照片，也总能让老人放心一点。
这个决定在营区里传开后，气氛一下子活跃许多。侦察营那间不大的宿舍里，晚上熄灯前聊得格外热闹。有人盘算着给家里买块布，有人惦记着找照相馆拍张像，还有人打趣说要尝遍城里所有的面摊。熄灯哨一响，大家还意犹未尽，但很快都在疲惫中睡去。
天刚发白，王大力就和事先说好的两名战友起床，把被褥叠好，简单洗漱之后，背上挎包往营外走。他们在门口登记了去向和预定返回时间，一切按规矩来，然后穿过还带露水的营门小路，走向城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前面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街上的碎石路、拥挤的集市、被偷钱包的群众、突然围上来的十几个人，以及那一阵混乱的殴打，都在几个当事人零散的叙述中拼接起来。等消息传回部队时，现场的血迹还没完全被冲刷干净。
回到医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从营区赶来的战士。有人想往病房里冲，却被护士拦住，只能远远打听伤情。邱蔚没有在门口停留，很快把警卫排集中起来，简短交代几句后，分成几组前往事发地和周边几条街，悄悄摸排。
有意思的是，街上的小商贩对那伙人的印象都很深。有人摇头说，那群人经常混迹在人堆里，专挑赶集日下手；也有人压低声音提醒：“他们人多，平日里谁也惹不起。”在这样的环境下，三个志愿军战士敢硬碰硬制服小偷，在许多百姓心里，已经算是顶天立地的行为。
不出所料，很快就在一家百货商店附近的巷口，又发现了那几张面孔。几名歹徒还像往常一样，盯着一位弯腰挑货的老太太。有个瘦高个伸手就去掏她的衣袋，老太太一点没察觉，仍在跟摊主说价钱。
“别动。”这一声喝止来得干脆，警卫战士同时上前，先控制住两名下手的，把其他人堵在墙角。那位老太太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以后，颤巍巍地摸到自己的口袋，发现钱包还在，嘴里不停念叨：“还好，还好。”
歹徒们显然没想到，会在同一片街区被人堵个正着。一些试图反抗的人，被迅速按倒在地。周围的群众渐渐围拢上来，有人指认他们以前也在此偷过东西，有人低声骂着。和早上那场混乱不同，这一次，主动站出来的人不再是三个孤零零的年轻战士，而是一整排训练有素的军人。
待押解妥当，邱蔚亲自带队，将这十几人送到部队保卫部门，按当时的治安条例和规定，与地方有关部门一道进行审查处理。对那些惯犯，该移交的移交，该从严惩处的从严惩处，绝不留下什么“下不为例”的空间。
事情的另一面，同样没有被忽略。邱蔚为王大力等人向上级写了详细的请功报告，明确指出，他们是在保护群众财物时遭遇围攻，属于见义勇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为。报告送到军委，有关领导很快作出批示，对三名战士予以通报表彰。
在对全军的通知中，还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提醒：战士在休假期间，要学会观察环境，注意方式方法，既要敢于同违法行为作斗争，又要善于保护自己；与此同时，各部队要积极同地方机关协作，提高社会治安水平，让群众真正感到安心。
住院的日子并不算长，但对王大力和战友来说，每一天都过得慢。石膏下的伤口时而隐隐作痛，脖子上的固定器让人连翻身都困难，却挡不住他们惦记营区训练进度的心思。等到伤情好转，医生同意出院时，几个人几乎是在一声令下就想往连队跑。
他们回到营门那天，营区外的那条土路上，聚满了从镇上赶来的老百姓。有卖菜的大娘，有先前被偷东西的市民，还有那位忙不迭道谢的老太太。有人提着篮子，有人抱着孩子，表情有些拘谨，却都排着队向这几个身上还带着伤痕的年轻人点头致意。
营门口没有仪式，没有旗帜，只有简单的一句：“辛苦了。”但对于经历过朝鲜血战、又在国内街头挨过这一顿黑拳的王大力们而言，这样的相逢就足够。那一年，青岛的海风一阵接一阵地刮过营盘，也吹过集市和街巷，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那几个从战场走下来的年轻面孔，还有他们在街头挺身而出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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