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彭真迎娶小十岁的张洁清，晚年对女儿感叹：是我把她给耽误了|北平|张洁清|彭真

一九九二年早春，清冷的晨光透过病房的百叶窗，洒在北京三○一医院洁白的床单上。病榻上的彭真已年近九十，呼吸微弱，却执意让家人都围到身旁。他拉着女儿傅彦的手，声音低却清晰：“你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把她给耽误了。”一句话，把女儿的眼泪唤到眼眶，也为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婚姻定下了深沉的注脚。

这位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为何在生命尽头仍对妻子心怀歉疚？答案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方平原。那时，战火已逼近华北，抗日救亡的标语贴满墙头，学潮与密谋在暗夜里交错。就在这种氛围里，两个出身、性格迥异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到同一条地下交通线上。

张洁清出生于河北霸县，十个兄妹里她排第二。父亲是清末秀才，家学渊源让这个“二小姐”从小熟读诗书，也练就一副爱干净、讲究分寸的性子。彼时她万万想不到，自己会和“革命”两个字缠在一起。真正改变命运的人，是她的姑姑张秀岩。读北大时，张秀岩师从李大钊，回家后一句“家国已乱，岂能独善其身”说得一家人心潮翻涌。姑姑先是动员堂兄弟参军，随后又悄悄给侄女塞进一本《新青年》。张洁清把那本杂志压在绣花枕下，夜深人静时翻看，感觉世界突然敞开了另一扇门。

一九三一年，张洁清考入北平女师大。课余，她常去南岗路口的“新兴剧社”排话剧，饰演爱国女学生，台词一句比一句激昂。然而舞台落幕，她没有散场。三年后，她因在读书会散发传单被逮捕，押往南京。三个月的狱中审讯毫无结果，因为她尚未入党，情报链没暴露，家人多方营救才将她保了出来。重回校园，她反而更加沉潜，经常深夜趴在油灯下誊抄传单，自嘲“大小姐在干地下活”。

而同一时间，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牢里，有个人正悄悄写下一行字：“狱中的短暂，等于革命的长考。”这人便是日后叱咤风云的彭真。出身山西曲沃贫农，一口晋南腔，说话慢悠悠，却句句掷地。入党、被捕、受刑，他把青春丢在监狱里，也锻出铁一般的意志。出狱后，他被党中央派往天津，化名“魏先生”，负责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地下组织。

命运总喜欢安排意外。三十五年的隆冬，张洁清突然接到姑姑暗号：有人要见。地点在法租界一处借来的门面。门被推开，只见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的高瘦汉子，肤色如旧铜，眼神却亮得像初冬的星子。送完密信的她悄悄打量，对方抿嘴不多话，转身便踱进昏暗的后屋，唯留背影似一棵直挺的老槐树。她没想到，眼前这个“魏先生”，会是自己后半生的依靠。

战争把人潮推得七零八落。三九年秋，张洁清奉命离开北平，经太行山小路抵达晋察冀边区。这里山风凌厉，岗哨与炮火交织，却也是抗日的脊梁。边区党校的竹牌门口，一排简陋窑洞里坐着几个新学员。校长慵懒地披件旧棉衣走来，抬头一眼，恰好与张洁清四目相对。双方都愣住——四年前的“魏先生”，如今已是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记忆中那张黝黑却坚毅的脸，再次闯进她的世界。

彼此的敬意很快化作心意。一次夜谈，篝火摇曳，彭真略带拘谨地说：“如果可以，希望以后多并肩。”话不多，却句句滚烫。张洁清沉吟，既心动又犹疑。第二天，她把话透露给同在边区的二弟杜文敏。弟弟爽快拍板：“姐，跟他走，这人顶得住枪林弹雨，也会护得住你。”一句话，让迟疑烟消云散。

命运再次加速。深秋的山风夹着瘴气，张洁清染上疟疾，高烧不退。她被裹在棉被里抬进窑洞，彭真守在床边。夜半，他轻声说：“咱们结婚吧，我来照顾你。”话音未落，贺龙、吕正操连声起哄：“老彭，都啥时候了还磨蹭？赶紧！”就这样，十一月二十四日，两床新被并在一起，几碟花生瓜子，一坛枣酒，一段婚姻就此写进边区风雪。

新房没有红毯，只有石垒灶台的热气。彭真总结他们的感情：“在工作中相识，在战斗中恋爱，在工作中结婚。”这话后来被许多老同志引用，因为那代人谈婚论嫁，往往就是这么简洁直接。

步入解放后，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彭真被任命为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手头文件堆如小山，进进出出的全是需要拍板的大事。有人打趣他：“书记兜里除了钢笔啥也没有。”确实，他常常忘了带钱，去书店买书也得回头补票。家事全落在张洁清肩上：四个孩子的学业、家里几位老人、院里左邻右舍，乃至给丈夫摘除袜子针脚，她样样都要操心，却从未言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