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傍晚，北京西长安街的寒风呜咽。华灯初上，挂着红灯笼的人民大会堂里却暖意融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陆续就座，他们将在翌日领取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批劳模奖章。人群之中，个子不高、衣衫单薄的李开文显得格外惹眼。
数月前，粮食部推荐优秀基层代表人选时，安徽省六安专区霍山县粮站站长李开文的名字在众多简历中脱颖而出。评审专家本想再核实一下年龄，文件写着他已五十九岁，可在场干部异口同声：他干劲胜过小伙子，院里任何一个仓漏，他都是第一个钻进谷堆的人。
若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就能看见另一幅景象——一九三二年春，大别山密林深处，三十五岁的李开文卷起裤腿跟随红二十五军转战。他是担架班的班长，却常嚷嚷：“给我把枪，我也想冲锋！”他跑得快，被战友称作“铁脚”，可他知道，前线战士一旦倒下，抬回救护所比自己上刺刀更要紧。
一次突围的夜色里，连绵枪声中，他听见自家门口婴儿的啼哭，那是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儿子。兄弟劝他回家看一眼，他咬牙摇头：“脚一停，心就乱，革命没法回头。”话里有股子山里汉子才有的倔劲。枪声渐远，他的眼眶却早已潮湿。
长征途中，李开文改行做炊事。缺柴，他将潮木头塞进棉衣里焐干；缺粮，他杀战马、采苦马菜、挖草根；到了连草根也枯竭的日子，他把皮带剪成段子熬汤。那些年，他每天最早起火，最晚歇息，大家把那团随身捂热的引火物唤作“李开文的火种”。它不仅救了人的胃口，也燃着继续行军的意志。
一九三七年，他被调往延安中央机关做炊事员，替陈云、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掌勺。队里人打趣：“老李当了大厨，可惜没学问。”李开文悄悄借来字帖练字，夜里油灯下摁着宣纸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笨拙却遒劲。
一九四一年冬夜，宝塔山积雪。毛主席端着李开文新学的“红烧肉”尝了一口，笑问：“你这刀工谁教的？”李开文憨笑，两手在围裙上抹了抹油，说：“师傅不肯教，只好偷学。”主席直夸好，却随即关照别再常做大肉：“战事紧张，大家都要省着来。”一句话，李开文记了一辈子。
一九四八年初，党中央筹划西柏坡转移。组织决定送五十一岁的老李去中央党校深造，理由很简单——打江山要文化。毛主席握手时提醒：“读书去了，可别把那股子苦劲丢了。”这句话像颗铁钉，牢牢钉在他心里。
建国前夕，李开文毕业。上级拟派他去天津糖厂任副厂长，他没多想就拒绝：“糖再甜，比不上家乡那口井里的水。”几次三番，领导拗不过，只得同意他回皖西。动身前，他按老规矩先去香山向毛主席告别。主席笑问：“怎么不愿去天津？”李开文摸着后脑勺：“想看家乡庄稼长势哩。”主席叮嘱：“回去也要常写信。”
返乡才知旧屋被烧，妻儿离散。那一夜，他与弟弟围炉倾谈到天亮，痛苦与愧疚交织。次日，他扛着行李直奔县粮食主管部门：“别的职务我不挑，给我个粮站，我熟。”自此，偏僻的佛子岭粮站迎来一位既黑又瘦的新站长。
粮站库房漏雨，他爬上屋顶换瓦；院里粮粒撒得一地，他弯腰逐颗捡回；连职工换下的旧衣兜都要拍一拍，末了才放人回家。工人们嘀咕他“抠门”，可当年底盘点，全站多出一千三百斤好粮，大家这才服气。李开文只说了一句：“这是老百姓的饭碗。”
五六年冬，评选结果揭晓，李开文被推上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主席台。发奖的那一刻，周恩来总理凑近主席低声道：“那位，就是当年给您做饭的老班长。”毛主席立即露出笑意，吩咐秘书务必请他来家里叙旧。
两天后，双清别墅的客厅里再聚首。毛主席握住老班长的手，打量一番，忽然皱眉：“老班长，你咋穿这么少？”李开文嘿嘿笑：“老习惯，不觉得冷。”半小时后，警卫员捧来一件黑色羊皮大衣和一双皮鞋。李开文推辞未果，只得收下，却暗下决心：回去展览，让乡亲看看中央关怀。
十周年国庆前夕，六安地区筹办成就展，那件羊皮大衣被摆在展柜里。解说牌写着：中央首长赠劳模李开文。可没多久，邻村一位老人脚冻坏，李开文取下皮鞋送人。旁人替他惋惜，他笑曰：“给谁穿不是穿？东西干活才有价值。”
一九九二年秋，八十五岁的李开文在粮站后山长眠。墓碑简陋，只刻“红军老班长李开文之墓”。当地干部统计，他在粮食系统工作三十三年，亲手堵过的仓隙超过两万处，节约粮食折合约五百万斤。有人感叹：兵为国守疆，他为国守粮，同样是阵地。
毛主席当年那句“老班长，你咋穿这么少？”仍被老区人当作笑谈，却也道出李开文一生朴素的注脚：衣可以薄，志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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