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一月，北京三○一医院的清晨格外寂静。病房里，因癌症缠身而日渐消瘦的陈毅突然睁眼，拉住妻子张茜的手，低声嘀咕：“张伯驹他们过得难，我帮不上了。”两句短短的话，夹着无奈。张茜点头，眼圈立红，她懂丈夫与那位“怪才”间的惺惺相惜。
这份惦念要追溯到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彼时，外交部长陈毅参观“明清书画展”，在熙攘人群中看见一位身着旧布长衫的长者，一丝不苟地为观众讲解《游春图》与《平复帖》。那人眉眼慈和，却目光如炬。他便是张伯驹，袁世凯妻弟张镇芳之子，年少坐拥万贯，偏偏痴迷诗书与金石。民族危亡时，他卖宅、卖马、典妻子首饰，只为把国宝留在华夏大地。
张伯驹的保藏史几乎等于半部近代文物流散史。当年《平复帖》差点被日本买家以重金带走，他硬是四处借债凑来四万元截胡。为了《游春图》，他卖掉弓弦胡同十五亩大宅，还让夫人潘素典尽首饰。朋友笑他“张大怪”，他只是抬手一摆：“精品宁碎我家，也不能碎我民族。”
战争让收藏者成为“肥羊”。一九四一年，他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走，索价二百金条。张伯驹绝食示威，八个月滴水难进，赎金被砍到四十万才脱困。出狱第一件事，他仍是去看文物保险箱——里头安然无恙，他长舒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握在手里的百余件顶级国宝悉数捐献给故宫，其中包括稀世《平复帖》《游春图》、范仲淹《道服赞》。他说：“物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一句话，重若千钧。博物院里至今仍把他的名字与安思远、庞莱臣并列，称“捐赠双璧”。
可惜，命运对这位老人并不宽厚。五八年起，他因历史原因被停职，收入断流，无户口、无粮本，靠潘素微薄薪金度日。昔日宾客满堂的府邸冷清得能听见风声。张伯驹却执拗，宁肯典当也不肯向友人张口。
陈毅得知后火急。六○年，他对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说：“有位朋友，叫张伯驹，能否帮他找口饭碗？”一句话，吉林省博物馆和艺专的聘书便飞往北京。张伯驹反复看电报，迟迟未敢动身，担心是误会。直到宋振庭第二封急电拍来，他才与潘素启程北上。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们行囊未散之际，陈毅病情恶化住院。张伯驹不忍打扰，默默在长春熬过三年。七一年冬，他实在支撑不住，写信给旧友倾诉困境。五天后，张茜回信：“仲弘病重，但一直记挂你们。”寥寥数语，却像寒夜雪落，让夫妇俩心底一震：原来，那几年所有体面的关照，都出自这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次年一月六日清晨，电台传出噩耗：陈毅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张伯驹手抖，提笔写挽联，墨迹如泣：“仗剑从云作干城……豪气犹存。”挽联送到追悼会，挂在侧墙，位置不显，却字字峥嵘。
追悼会临近落幕时，毛泽东身着灰色睡衣、拖着拖鞋缓步而入，全场顿时屏息。主席沿着花圈缓行，忽在那副笔力遒劲的挽联前停了。问周恩来：“张伯驹何人？”周简述始末。张茜补一句：“他功劳大，如今连口饭都难。”毛泽东轻晃手杖，声音不高，却透着决断：“这样的人，要保。安排工作。”
总理当即嘱咐国务院文化组过问。除夕前夕，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书送达北京鼓楼东大街小院。老人端详红头文件良久，哽咽着问来人：“可真的？”对方回答“真的”，屋里灯光微黄，他扶墙落泪。那年大年初二，他坐上火车赴京西宾馆报到，成为馆员，月津贴一百二十元，粮油票随拨。日子稳定下来，他又开始整理旧藏，为后续捐献做准备。
晚年因病失明，张伯驹仍口述《丙申纪事》《梁溪词草》，让学生代笔。有人好奇他是否后悔曾将镇馆之宝双手奉上，他笑言：“若让它们重出国门，才是耻。”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张伯驹在北京辞世，终年八十四岁。灵堂前，叶剑英、邓颖超等送花圈致意。帛书轻飘，琴声已息，却没人忘记他曾孤身挡在文物流散的洪流前。
陈毅与张伯驹交往不过数面，却成就一段惦念至终的情谊。一人战场铁血，一人书斋翰墨，选择不同，初心相同：守护这片土地。如今走进故宫，看《平复帖》静静陈列，很多人未必知道，它曾用一座宅邸、几箱金条购得；也未必知道，临终前有人仍牵挂那位老人的生计。这背后，是两位旧友跨越生死的托付，是一段用生命和信义写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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