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清晨，首都解放军总医院的长廊里灯光昏黄。护士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病房内的心电监护仪却突然陷入持续的直线——张茜停止了呼吸，终年五十二岁。
噩耗传到西山，叶剑英沉默良久，才吩咐工作人员：“马上通知孩子们，准备最简朴的后事。”他的话很轻，可屋里每个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位为了陈毅燃尽余生的女战士，终于追随丈夫而去。
许多人记得，张茜去世前最牵挂的不是自己，而是一本尚未全部誊清的《陈毅诗选》。那部稿子，她在病榻上趴写了九个月，手指浮肿得握不住钢笔，却还要让儿子陈昊苏帮忙誊抄。对旁人劝她安心疗养，她只摇头：“时间不多，得把他的诗留住，别让同志们忘了他。”
倒回去两年，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病逝的消息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定格为永恒。此前半年，他被下放石家庄“医治”，保健待遇中止，紧靠简陋的输液架和妻子亲手熬的草药吊着最后一口气。张茜当时就像一名救护兵，又像一名护士，每天记录病情、冲药喂药，可再多的关怀也挡不住病灶扩散。
石家庄医院的初步诊断只是阑尾炎，后来转化成难以翻盘的结肠癌已是不可逆转。多位老战友闻讯赶来探望，却被谢绝。陈毅自己知道大势已去，只留一句玩笑话：“我这病，怕是要‘游击’到另一边去咯。”话音里，仍带着川音特有的幽默。
当时北京电话打到石家庄，是叶帅亲自下令：“立即接陈毅回京，不准再耽搁！”救护列车在隆冬的夜色中驶入古都，可惜回天乏术。抢救室里，灯泡雪亮，呼吸机哮喘，资历最老的医生也只能低声说一句“尽力了”。
守在隔壁的张茜听见机器停摆，身体猛地一震，却没有眼泪。叶剑英推门进来，轻轻握住她的肩：“哭出来。”她沙哑地回答：“我哭不出来。”那一刻，叶帅只觉得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随后，临时灵堂设在日坛医院的病房。王震大步冲进来，红着眼圈攥住张茜的手：“保重，别倒啊。”刘伯承双目失明，在秘书扶持下摸索到灵柩前，对着空气深深三鞠躬。周恩来赶来时，已是深夜。他温声安慰她：“丧事定为军事领导人规格，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张茜擦泪，低声回礼，说丈夫不会计较。
就在人们为陈毅奔忙之时，张茜的身体出现了异样。她常半夜咳血，却一句也不说，把咽下去的血迹掩在手帕里。追悼会后，她才在家人劝说下住进三○一。检查报告摆在叶帅面前时，他握笔的手停了很久——肺癌，已是晚期。
叶帅把兄妹三人叫到走廊。灯下，他罕见地喑哑：“要做最坏的准备。”孩子们泪如雨下，刚失去父亲，又听到母亲时日无多。病房里，张茜望着窗外残雪，对叶帅微笑：“抓住那个小东西了吗？”她指的是病魔，也是那段特殊岁月里翻滚的政治风浪。叶剑英沉声答：“抓住了，也一定会彻底抓住。”
住院期间，张茜没有过多要求，只请医护人员在病房里留一张小书桌。她要整理陈毅散落各处的手稿，抄清、编次、标注出处，再嘱咐长子托人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护士几次劝她休息，她摆手：“我还有事。”这句轻声自语，道尽一个妻子对丈夫事业的守望。
有一次深夜，陪护的女儿迷迷糊糊听见母亲低声念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那是《梅岭三章》的末句，也是陈毅最爱的自励之语。翌日，张茜请人把这行字钉在床头，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外界风云渐息。那一年秋天，批林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许多人被释放归队。叶帅偶尔来探望，告诉她：“风雨快过去了。”张茜只是点头，脸上毫无喜色，她心里明白——个人的光阴已经无法等待集体的昭雪。
医生预估手术后若静养可多活五六年，可她依旧伏案。十一月，她的体重跌破九十斤，脊背佝偻却不肯停笔。身边的昔日友人轮番来劝，王震急得直跺脚：“哪有这样不要命干活的？”张茜反问：“倘若耽搁了这些稿子，你们以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吗？”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劝说。
一九七四年春节，病房里摆了两盆迎春花。孩子们悄悄把父亲遗像放在枕边，伴她守岁。鞭炮声远远传来，她轻抚相框：“仲弘，你那点诗兴，我替你收好了。”话音落下，她咳得喘不过气。医生推门而入，注射镇痛，张茜向一旁的叶帅示意，嘴角勉强上扬。
三月二十日凌晨，心跳监护显示持续下降。她却坚持让儿子递来毛边纸，想再校最后一页序言。五分钟后，笔落，纸上只剩半句：“愿世人记他……”再无下文。
叶剑英在吊唁簿写道：“张茜同志，忠诚坚韧，情深义重。”没用太多词，因为懂的人都懂：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她用柔弱之躯，护住了一个元帅最后的尊严，也护住了属于新中国的一页文脉。
有人感慨，如果没有政治风浪，如果阑尾炎能及时手术，陈毅也许还能活几年；如果张茜肯听医生话，或许能看到改革的春天。历史没有假设，却留下真实的背影——列车深夜驶过六里桥，汽笛声穿过冰冷空气，仿佛在诉说一对革命伴侣的生死相依。
后来，《陈毅诗选》公开发行，扉页上印着小字：“编者张茜，于病中完成。”读者翻开那本薄薄的集子，常能在行间读到一种轻微的颤动，好像笔画里还残留着她拼命握笔时的力道。那不是“抓不住的东西”，那是她最终抓住并托付给后人的东西——一位开国元帅的铿锵诗魂，也是一段烈火般的夫妻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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