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多：父与子丨特稿·“一个人的社会”艺术实践小辑|一个人的社会|民国|父与子(民视电视剧)|相认|童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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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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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

“一个人的社会”艺术实践小辑

编者按

“一个人的社会”的缘起及其意义

主体性危机是当下社会危机的核心之一。主体的缺失普遍存在，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普遍的抑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催生的痛苦现实，直面这些痛苦，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交叉学科的方法，重新发现并试图根治这些阻碍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病灶。

“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等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福柯曾经重视的“无名者”（秩序遮蔽者、症状压抑者、自我迷失者），这种关注的目光一直延续到2019年开始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该项目发起以来，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案例档案。项目参与者以“无知”姿态，采取信任和换位思考的态度，通过互动、交流、沟通、分析、共享等途径，重新构建言说空间，揭示社会秩序在主体内部的运作的机制以及个体痛苦的根源，希望以此建立真正的理解与联合，推动对个体的重新认知。

《天涯》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对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栏目特别策划刊发该项目中“父与子”“表演母亲”和“宁静并不宁静”这三个典型案例档案，以供大家观察、思考、参与，同时借此机会呼吁重新认识个体，参与构建良好社会。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唐浩多的《父与子》。

父与子

唐浩多

多年以来，父亲使我为之感到痛苦、无奈和愤懑，这些感受是他和我之间缠绕着乡村宗法、家庭伦理和社会体系根植出来的。一方面，我们六兄妹和母亲长期受到他的花样百出的家庭暴力而身心俱损；另一方面，父亲以及宗法伦理对我的思想观念、行为、生活、工作和婚姻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择学、择业到婚姻和生育等，父亲对我也是干扰不断。甚至这种干扰不止于我，连同我孩子也遭受过他的家庭暴力。更加引起我恐慌的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竟然也无意识地拿起了衣架，这让我深刻认识到这些症结的代际传递性。在我决定选择父亲作为“一个人的社会”项目的合作对象时，他对母亲的家暴仍然持续，直到他去年（2018年）卧病在床都还没能停止。

我作为一个从小亲历父母的情感危机和来自父亲的家庭暴力的人，某些精神创伤或许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对“和睦家庭”的美好愿望和父母的家庭争端，如同两股角力在我的内心里撕扯。我想尽量去缝合却不能，我身心交瘁得整个人没了自己。我害怕不完美，希望他们没有争吵，彼此相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当时没人告诉我婚姻生活也有不完美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该如何去接纳这种不完美。我曾经非常痛苦，为了逃避而常常不回家。我大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我去当一名教师，经过反复考虑后，我妥协了。工作没几年，他又开始操心我的婚姻，几年之后我终于结了婚。现在他又操心着男孙的事，这次我没有任何顾虑地选择了不合作。三十几年来，父亲像一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幽灵，时时跟随着我。

这是2005年，王元明老师组织去唐浩多老家考察神庙木雕和地方文化时，李锐给唐浩多及家人拍的一张合影。第一排是父亲、三妹，二排是唐浩多、四妹

而作为项目合作的对象，一方面，我们作为父子，有难以切割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父亲作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而我作为受害者，曾经的创伤也还未愈合。我试图搁置成见和痛苦，尝试以第三方的视角去和他对话。当不同的身份在我的身体里切换，一度让我无所适从而陷入泥泞。在项目发起人满宇和徐雅珺的建议下，我做了“自我言说”的录音和艰难挣扎，虽然最终逐渐突破了困局，但我依然还是无法坦荡地面对一切。在我看来那是一道道被我故意掩盖的伤口，每揭开一次就是一次阵痛。在这两年的工作过程中，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个体遭遇渐渐清晰。他在病床上哭泣着对我说：“一定要生个男孩！”这句早已让我听出茧的话再次从他干涩的嘴角里说出，我第一次不觉得反感，并且多了几分理解。我仿佛穿越时空陪同父亲重走了他生命的旅程。

弃养与重生

我的家族是本地小镇的名门，清末时父亲的曾祖父是一名七品校尉，祖父（我的高祖父）是一名百总，民国时其大伯（我的大爷爷）是一名小学校长，二伯（我的二爷爷）是一名黄埔军校的国军上尉，其父亲则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那时他家里还拥有近百亩土地，如果没有后来的战争和动乱，一家子的生活应该是安稳幸福的。可造化弄人，民国初年，内乱四起，我的高祖父当家时也未能幸免；在国共内战时，二爷爷在上海被特务暗杀；内战结束后，曾祖父上交了近百亩土地给政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爷爷没了公职。从此这个家族走向了贫穷、落寞和政治羁绊。我的大伯和二伯在读书时出类拔萃（二伯曾考得县里第二名），但都因为贫穷和种种因素，被迫弃学。父亲是在1959年出生（排行老七），当时正遇大饥荒，亲祖母患了严重的水肿，最终被迫把他寄养给附近的村庄。在那三年里，与父亲遭遇同样命运的婴儿有一百多名。亲祖母本想，寄养到农村里至少还有土地可依赖，可她哪曾想到农民连播种的种子都没有。后来，养祖母家里不仅没有足够的粮食，还饿死了两个女儿。父亲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用养祖母的话说就是天意。

曲折的童年

父亲出生时不足两斤，养母抱不上手，就放在一个小竹箩筐里，所以父亲有了第一个外号叫“箩筐侬”（箩筐孩）。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发育缓慢，到四五岁才真正学会走路。因为情况特殊，自他在襁褓里时就已经引来了异样的目光。“鸡生鸭孵”“薯生芋”“天生禾”“杂种仔”等等，是父亲从小听到大的外号。这些带有歧视和排外的外号萦绕在父亲的耳边，直至今日。有一次，父亲在村集体会议时被一村民调侃为“杂种仔”，要放在“除邪盘”里除出村子，他顿时暴怒，火冒三丈，跑回家中拿出他的自制“三叉戟”要干掉那人，虽然后来被好友们强硬制止，但也可窥见他对这类语言的敏感反应。父亲人生中最恐惧的经历大概是在七岁那年。当时他跟玩伴打架把对方打哭了，对方的父亲就拿着一把匕首架到他脖子上，这成为他一生难忘的回忆。距此三十多年后，父亲与这家子又爆发了冲突。发生口角后，他们父子三人提着刀闯入我家门找父亲算账，当时父亲没在家里。父亲回来得知此事后提着刀子要去报复，被母亲拼死抱住不放，意外才算避免。父亲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直至今日父亲还在认为全村都与他为敌。父亲的性格敏感、易怒、多疑，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他人。

受宠万分与不适的责任

父亲被领入唐家后，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孩。加上他来之不易的生命，父母姐妹对他万分宠爱。在同伴们都要为家里分担家务的时候，他仍然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种“贫穷少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十九岁结婚为止。成家的重担与他稚嫩的肩膀形成极大反差，在同伴都投入家庭奋斗时，他却常常耍脾气甩掉锄头闷声大睡。父亲对于婚姻和家庭在行动和心理上似乎都没做好准备，过去的习惯还没扭转就马上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稚嫩的身体和意志无法应付刚性的生活。这种无力感使得他更加消极应对，他常常喜于接受他人对他的接济，甚至不羞于向亲人讨钱过生活，特别是跟生母相认之后。“人生得几久？不要做太苦！”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逃学最爽，自由！”

“为家族续后，为家庭建房，为儿子成婚”是当地男子的三大人生目标，这个古老观念至今依然占据着主流。父亲对求学没有远大目标，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游荡于乡野间。规则、责任、理想、道德和文明等，这些话题都不曾在他孩提时涉猎过。“逃学最爽，自由！”这是父亲在当年求学时最直接的感受。

当父亲结婚生子提着犁头的时候，他的同伴有的考取了大学而脱离了农村生活。此时父亲开始才发现，要想脱离农村唯有读书。父亲与生母相认后，了解到他的身世和家族史，对身份又有了另一个自我认同。这些因素导致父亲开始深刻反思命运和读书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他把希望投射到我们身上。我读小学时，他为了我能更好地读书曾“择塾三地”。我被迫离开父母，寄读于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姑姑家里，成为一名“寄读儿童”，那年我七岁。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的症状，如今还无法与父母亲昵，有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与父母亲密无间的人。直到不久前父亲卧病在床，为了协助父亲上厕所，我才被迫第一次触摸到父亲那陌生尴尬的手。

开放的情欲和压迫的婚姻

当地的男女恋爱大多通过一种叫“调声”的歌舞形式作为媒介来建立关系。男女十几岁开始就远离家庭，来到众筹自建的集体大宿舍生活，男宿舍叫“后生哥窿”，女宿舍叫“女窿”，分域而居。大宿舍是男女青年自由奔放的生活和成长之地。他们互相交流和学习，“窿”成为他们认知社会、生活、爱情和性的地方，它弥补了家庭和学校在这方面的缺失。青年男女通过集体邀约（叫捎大窿），由一村的男方邀请另一村的女方到本村来举行集体的“调声”篝火歌舞会，会后男女便开始自由活动，大多在后半夜就是尽男女之事了。偶有对不上眼的女子，有的趁夜浅赶路回村，有的则被几个青年男子合力扛进独屋里，被迫与心仪她的男子共度一夜，按现在，把每一个画面定格下来都可作为性侵证据。

贞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概念，青年男女旺盛的情欲在这里得到极好的宣泄和放纵。另一个方面，这种恋爱方式成为对“父母主婚”现实的抵抗，也是面对传统父权体系压迫下的短暂逃逸方式。

父亲和母亲在婚前都有自己心仪的对象，但是在那个“父母主婚”观念严重的年代，他们都被迫回到这个“轨道”上。男娶女嫁，选择的对象皆由父母或者长辈做主，不可反抗。偶有一些勇敢的情侣违抗父命，也是等于宣告断绝了父女关系（一般是女方跑往男方家里）。父亲曾向其养父母提出反对这场婚姻，当养母掷出一句：“我领你来养是让你来捉弄我的吗？”父亲从此不敢再提，也注定了他不断挣扎的一生。

村子重建的“后生哥窿”，如今的青年人已不再群居于此唐浩江摄

首个孩子，众人生

“首个孩子，众人生。”这是当地流传的一句话，它是“自由恋爱”和“父母主婚”两种矛盾关系的“后遗症结”。迫于父母之命，双方虽然各自结婚，但彼此仍会保持个人的私密来往关系。这个特殊过渡期的存在，一是由于彼此还很陌生，需要一个磨合期；二是由于各自的恋人还有割不断的恋情纠缠。所以，双方结婚后并没有立马同居，而是有一到三年的过渡期。这段特殊的过渡期成了个别女子婚外孕的直接成因。据说，有些女子还特别纵情，怀的时候也分不清楚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所以说是“首个孩子，众人生”。那位婚外之子，虽然名义上还是被接纳的，但是家庭的芥蒂之心还是不可避免，所以“首个孩子”往往也不受家庭成员疼爱。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三年才正式同居，第四个年头才生了我。父亲是个有极强父权意识的人，他为母亲对他的情感猜疑了一辈子，曾经多次的家庭争端也都因此而起。父亲曾对我说：“一开始我也怀疑你不是我的小孩，但是你长大后越来越像我，我觉得不可能不是。”

山药不吃叉叉烂

“山药不吃叉叉烂”是当地男人间流行的一句鄙语，意思是说人往往会把想得到但得不到的东西（山药）毁坏掉（叉叉烂）。这种观念，呈现出人的自我毁灭的抵抗方式，也突显了人对某种事物的绝对控制。

父亲曾有几次脾气爆发摔破罐子，点火要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如果没有邻居的阻拦，不知道现在的老宅还在不在。父亲必然是渴望拥有一个美好家庭的人，可是他做出的很多举动是在毁灭这个家。我曾因为他的这些举动号啕大哭，下跪劝求。下跪的一瞬间我看见一丝善意掠过他凶煞的眼神，他把准备抽打我的鞭子收了回去。我明白他的气不在我的身上。“我要是真的烧，谁也拦不住！”这句话给出了他的答案。

离开

父亲十五岁正式与生母相认，原生家庭给他恢复了“身份”，族谱上也正式写上他的钟姓名字。原生家庭“耀眼”的历史，使他多了几分自信。他常常在村子里跟别人讲述原生家庭那些“辉煌”的家族史。对于过往的美好追忆和现实的境遇使得父亲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离开这里！”这是父亲常常跟我说的话。

在一次闲聊中，他躺在病床上哀叹：“我应该回去中和才对，是村爹村妈坏，不给我回去！”

父亲不是一个努力挣钱的人，在母亲和我们眼里他是一个懒人。“你爸是全西边村最懒的人！”这是许多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从我上中学开始，父亲就开始到处借款，到了我大学也是靠亲戚筹资和银行贷款，那时连伙食费也常常寄不来……而如今，我两个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我同样也凑不出报名费。我顿时感觉到我和父亲走在了同一条老路上，同一条贫穷的道路上，我成为“穷二代”。

“练武是为了不受他人欺负”

父亲身体弱小，从小就缺乏安全感，他学武术属于一种自我保护。十七岁那年他偶然拾得一本“武术书籍”，便一发不可收拾，常常半夜三更起来练习。父亲不仅练就了一身武功，还会设计和制作武器。习武让父亲找回了自信，特别是在针对外村的群体斗殴中，表现得非常勇猛，总是冲锋上阵。当地农村民风彪悍，家族宗派观念浓厚，不同姓氏宗族的矛盾呈世仇化，现在的矛盾从明清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形成。矛盾双方会把仇恨延续几代人，所以这种紧急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这种世仇的矛盾，村子想要保持战斗实力，必须要有勇士。

父亲总是喜欢在村集体的利益上冲在前头，也一度因集体事件而被刑事拘留。父亲年轻时成为九个村庄的主要联络人之一。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联络人的工作极其重要。在两族群之间发生武斗时，父亲需要负责联络各村成员来商讨对策和进行支援。当斗殴发生命案时，全族群人都要上缴一定费用给那些出生入死的人当安置费，或用于潜逃或用于安抚家眷。父亲也会成为收集费用和管理财务的人员之一。为了提高村里年轻队伍的战斗力，父亲还联系了武术教练，在村里开设武堂。当年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也亲自参加了那个武术团，习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父亲的胆量、武术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得到村子里的人的认可和尊重，他找到了些许的位置。父亲当初“习武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最终却由防范变成了应用，并以此获得了存在感。

唐浩多父亲自制的武器"三叉戟"，“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

话痨

父亲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与人聊天，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宽口佬”，就是“话痨”的意思。从前，家里外厅总是坐满人，互相聊天消遣，话题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父亲性情爽朗热情、幽默风趣，说起笑话来，总惹得众人笑得脸仰脚翻。不仅成年人喜欢跟他聊天，青少年也很喜欢过来，因此他的“聊友”不分男女老幼。父亲也是害怕孤独的，曾经他到省城住过一段时间，可是没几天就受不了跑回老家，他说：“没人聊天，孤单！”

住院期间，家里十多位同伴兄弟组团过来看望他，他瞬间心情舒畅、眉飞嘴翘，爽朗的谈笑声隔着几间病房都能听到。“今天你们来，我的病好了很多，聊天真爽！”他高兴着说。

本来我这个人不赌博

父亲除了武术，还嗜好赌博。从年轻时起，他对台球、扑克牌、骰子、骨牌和麻将等，样样皆通。后来海南“白小姐”经营私彩，父亲像疯了似的整夜研究“打码”，一头心思扎进了他的彩票梦。刚开的小饭馆也全权交给了服务员管理，最后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闭。他极其痴迷赌博，即使我们汇给他的生活费在一场赌博中输光，他也毫不在意。甚至，有时候为了拿到赌资他还会偷母亲藏起的家用钱或变卖家禽、家电。

父亲所谓的“不舒服”指的就是他和母亲的婚姻，他很在意母亲有过的恋情，他希望娶一个纯情的女子。“我领你来养是让你来捉弄我的吗？”这句话宣告父亲和母亲都成了“父母主婚”的牺牲品。可是在这个父权体系中，母亲没有话语权，父亲则拥有特权，他可以公开地释放他的情绪，而不用承担舆论指责。母亲对于他的家庭暴力只能忍气吞声，遭受着双重或多重的压迫。

可是暴力是危险和被谴责的，并不能让父亲完全宣泄他的情绪。而赌博中持续的刺激能转移他的情绪和症状，父亲对此也产生了依赖。“赌一赌，心里舒服些！”这成了父亲合理化赌瘾的理由。

严父是他要寻找的家庭位置?

由于赌博，家庭理财权和家庭经济地位让渡给了母亲，母亲扛起沉重的铁犁，担起家庭生计的重任。小到家庭卫生，大到一年的农作计划，大多由母亲负责，在儿女眼中母亲的形象大多是充满力量和感动的。家庭地位的丧失使得父亲更加失落和焦虑，每当他和母亲有争执时，我们的态度一旦倒向母亲，他便大发雷霆。

“你们六个孩子，全部都相信你妈，不相信我！”父亲常常抱怨道。

父亲需要找到他的家庭地位，而能够大显身手的便是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特别是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成了他一生的炫耀。

“她说我没什么用，可我培养多侬成了大学生！”这是父亲在一次殴打母亲之后说出的话。

“你们几个儿女有今天，都是我打出来的！”父亲常常得意地说。

问及为什么他要用暴力来教育我们，他回答：“我七岁的时候因偷了家里钱，后被我爹狠打一顿，从此我不敢偷家里半毛钱。我记住了这个事，所以用到你们身上。”

父亲的家暴形式是花样百出的，他说：“这样做你们才怕，才有效果。”但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危及生命的暴力，他批评那位为教育孩子而用镰刀割孩子脖子的父亲。“这哪里是为了教育孩子，这是要害孩子的命！”

奋斗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父亲也尝试过很多工作，化工厂工人、缝纫师、厨师、水手、家畜养殖员、彩票讲师、中药师、三轮摩托司机、农场工人、城市农民工，小饭馆老板、沙场老板……样样都做了尝试，可是却都没有成功。有的是工厂倒闭，有的是身体不允许，有的是收益小，有的是自身坚持不住，有的是没有资本……唯一让他坚持一生的就是赌博和彩票。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许多东西悄然发生了转变。2017年，他迷恋了二十多年的彩票被他自行放弃了。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有些东西命中注定，你要是运气好不用猜（研究）也会中的。”

来自族谱、碑文、灵牌、家产和祭祀的焦虑

当地流传着一首关于上族谱的童谣：“黑么是墨白是纸，黑墨不得上宗祠，黑墨不比红墨养，他人骂作杂种儿。”父亲被领养到村子后，由于不是有唐氏血缘的后人，一开始是不能上族谱的，后来得到旁亲的许可方可把名字用红色墨水正式写在族谱里。关于名字上族谱的事有俗定：一般来说，领养、带嫁和婚外孕等这些非亲缘关系的孩子是不允许上族谱的，即使允许上那也是黑色的名字。父亲能够以红色的名字入谱，说明家族对他及其养父是非常照顾的。虽然如此，但父亲还是为我和弟弟担忧，因为我们两个都还没有生男孩，而眼看就快要更新族谱了，女孩是绝对不能入族谱的。

除了入男不入女，在内容上也是如此。碑文的书写格式里有名为“显”的书写内容，只允许本家学位或官位最高的一名或两名，其他则不上“显”。父亲在病房里说起他那位因女儿被拒绝上碑而哭泣的病友，都略显激动：“哭？晚了！”

在家产方面也是传男不传女。如果父母都过世后，其女儿并不能继承家产（主要包括土地和房产），而由旁亲的男丁来继承。父亲对此也颇为焦虑：“你不生男孩，你有再多的钱，建多高的楼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给外人！”

哭泣的暴力狂

我见到的父亲的第一次哭泣是在我高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晚，他不顾我的反对买了一挂特大的鞭炮，爆炸声响彻整个村子的夜晚。他意在向他人宣告他的成功，在灯光的映射下我看见他默默地擦拭着眼泪。我当时也并不明白，原来父亲背负着很重的包袱。父亲第二次号啕大哭是在他生母去世的那天，他趴在灵柩上泣涕丧哭了半个时辰之久，向生母诉说他的委屈、感慨和思念。第三次是与同堂大伯争吵，当时因小事引发口角，双方情绪失控，大伯倒出了埋藏许久的怨水，并要断绝和父亲的关系。父亲听后当场泪崩，其大伯可是接纳他上族谱、小时候给他阿胶得以保命的恩人。

最近看见他哭泣时他已是一个被诊断为尿毒症患者。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病房看他，他望着两位孙女，操心起我的生活和婚姻，说着说着突然潸然泪下。我当时也颇觉尴尬。“我很少哭的，不是触及我内心的事我不哭。”父亲解释说。

他最后一次哭泣时，已病入膏肓，身上插着各种做血透、腹透和肺部引流的管子。他塞给我俩女儿二百块钱，这是来看望他的人留给他的。我见状坚决给他推了回去，可不一会，他身子颤抖起来哽咽着说：“唔……要吧！去买件衣服穿！”他干瘪褶皱的皮肤贴着瘦骨头，伸手的动作缓慢而无力。我没再拒绝他，我知道他体谅到我窘迫的生活，也知道这或许是当下他最可能做到的事情了。他抓住小女的小手，久久不愿放下。此时，他的眼神已不再斜视，眼睛里透出自然原始而干净的目光，这次他没提男孙的事。

《背影》视频截图，唐浩多父亲在病房中，2019年3月

后记

2019年8月6日凌晨4点，父亲离世。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很突然。入殓当晚，他的生前好伙伴（也曾是我儿时好友）过来吊丧，说起了我曾经很想了解但最终没敢问的关于“偷盗”的事件。当时这件事情在村子里传得比较广，村民对父亲也多有微词，但现在看来算是一个误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邻村有几个惯于在附近偷盗的少年偷了几台电视机，其中有一台是父亲本村好伙伴的，父亲在不知情下，参与“销赃”。正当他要搬走电视机的时候被本村人瞧到了，事情由此传开，大家都认为是他偷了电视机。事情传到我们耳中，顿时觉得羞愧难当，也难以理解。今天听到事情的真相，我稍感些许欣慰。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愧疚：一是因为我再没机会向父亲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二是过去对他的不信任（所有的猜想都是伤害）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

父亲说，他是全村的仇人。确实，父亲生前口无遮拦，冒犯了不少人。可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全村的仇人呢？今天父亲走了，我想，成为敌人是他为了更彻底地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