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6日黄昏，烽烟未散的川黔公路上，吉普车突然熄火。车里那位瘦削而精神紧绷的中年军官猛地拍着方向盘，低声斥责司机：“李增荣，还不快修？”这一刻，他万万想不到，这场小故障竟是自己漫长潜逃生涯的起点。
车上的人名叫郑蕴侠，42岁，国民党少将、中统专员。就在几个小时前，奉“焦土命令”的特务头子们炸了重庆的机场，他原打算搭最后一班机逃往台北。谁料司机暗中掺沙弄坏引擎，郑蕴侠被迫弃车潜行，带着两名副官连夜往成都方向撤退。
到了成都才发现城池早已插满红旗，他急忙易装改名“何安平”，四处借宿。薄衫破帽、草鞋一双，这位昔日将星第一次尝到亡命的滋味。为换盘缠，他甚至在安乐寺黑市将仅存的银元偷偷兑成旧币。八天后，风声紧，他拖着一担剪刀菜刀混入南下商贩，打算经滇黔走境外，生路却被土匪与改编部队堵死。
在贵州毕节，土匪搜走他的五十万旧币，正欲推他下悬崖。他急中生智，用江湖“袍哥”切口向匪首拱手：“胡大哥，兄弟是‘嗨’了的，望高抬龙袖。”匪首一听是自己人，挥手放人。郑蕴侠擦着额头的冷汗，挑起破箩筐逃到泸州，在客栈花两枚金戒指买来一纸假身份证，“刘正刚”就此诞生。
1950年，他随着商船漂到黔北务川县灌水镇。当时的西南刚完成剿匪平叛，小镇百废待兴，路边挑担吆喝的流动小贩不稀奇，“刘正刚”就这样混入人群。凭着口才，他很快在集市站稳脚跟，还分得了几分薄田。镇上土改结束，又分给他一间土坯房——命运似乎打算给这名旧日特务一条“重新做人”的小道。
1951年春，他娶了当地寡妇邵春兰为妻。新婚酒席上，乡亲们起哄让他说两句，郑蕴侠激动得差点脱口而出“同德同心”，暗自惊出一身冷汗，只好借口喝多了草草收场。此后的几年，他谨小慎微，靠挑货郎担走村串寨，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平稳。
然而心病难消。1956年冬，郑蕴侠去蔡家坪赶场，路上碰见昔日中统同僚汪恒兴。两人四目相对，汪恒兴只是冷冷一笑，转身就走。郑蕴侠顿觉大事不妙，连夜逃往外县。九个月后，见无风无浪，他才又潜回灌水镇，继续用草帽与汗衫遮掩往昔的少将荣光。
1957年春，县里整顿私营手工业，拟派骨干去省里进修会计。镇干部记起“刘正刚”算盘打得利索，便让他报名。班里多半是青年职工，他却装成“认不得几字”的老木匠，连乘除口诀都背得磕磕绊绊。老师夸他“下苦功”，同学们笑称“刘师傅有股死磕劲”。
四月的一天下午，课间闲谈，带队干部说起仓库丢了秤砣，郑蕴侠没忍住，脱口而出：“怕是早就不翼而飞了。”话音刚落，四周一静。众人都知道他自称文盲，竟能用上“不翼而飞”这样雅致的成语，实在蹊跷。带队干部心生疑窦，悄悄写了份情况报告。
县公安很快调卷细查，发现“刘正刚”的档案漏洞百出，又有人回忆他常和外地商贩低声密谈。五月中旬，公安以“集中学习”为名将他带走。审讯室里，警员摊开尘封多年的卷宗，顶头写着仨字：郑蕴侠。沉默许久，他终于承认：“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随后主动供出自己在重庆制造沧白堂、较场口两案的全部经过。
时钟拨回1938年。那年三月，他随政工队驰援滕县，与日军血战七昼夜。炮火声里，他顶着炮弹奔跑，亲眼见王铭章师长壮烈成仁。热血未凉，却在此后急转直下，投身中统。1946年1月，他在重庆率人搅乱沧白堂会议，又在2月10日把郭沫若、李公朴等捶打得头破血流。双手沾满同胞之血，自此印上“狗特务”烙印。
解放后，中央下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命令，西南公安遍布岗哨。郑蕴侠八年流亡，装过商贩、铁匠、挑夫，也在制服厂高呼口号；勒紧裤带，也靠记忆里的法律条文替伙伴写状子。可无论怎样变换身份，总抹不掉那段黑暗履历。
1958年初冬，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死刑。郑蕴侠未申诉，自言“此生罪孽深重，伏法理所当然”。恰逢中央下达“可杀可不杀者暂缓执行”的新令，他被改判无期，后转入四川珙县芙蓉煤矿“将校队”劳改。煤层深处，昔日少将与旧部同着蓝布囚衣挥镐扬锤，黑灰掩住了军衔，也掩住了往昔权势。
1975年底，他获释离矿。务川二中正缺语文教师，县里批准他试讲。黑板前，他低头翻书，毛笔字依旧遒劲，却故意板着嗓音，生怕乡亲听出当年那口江浙官话。几年后，他被推上政协委员的座位，讲起当年在滕县血战的种种，声泪俱下，唯独对“较场口”三字讳莫如深。
八旬之后，他撰成《中统秘闻》，字里行间不乏自责，也留下不少解放前秘密战线的蛛丝马迹。2009年7月10日，102岁的郑蕴侠在务川老宅病逝。枕边放着一本翻旧的《满江红》，旁批一句：“山河无恙，是幸；愧对生民，是罪。”这一笔，像是他穷尽一生也难了的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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