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拂晓，酉水河畔的濯水镇薄雾未散。几名公安干警轻声包围一座瓦房，敲门声响起。“刘正刚，在家吗？”门里传出踉跄脚步，“来了！”低沉嗓音带着方言。片刻后，户主被铐上，他的真名郑蕴侠，潜伏八年终于落网。
消息传到县城，许多人难以置信：那个推着小车卖梳子、打榨菜的瘦汉子竟是中统少将。诧异声中，档案被层层调阅，一条跨越半世纪的轨迹重新拼合。
一九〇七年，江西庐山脚下，郑家诞下一子。父亲郑宗尧留学东京，回国投身孙中山麾下，书房里随处可见日本法典与《民报》合订本。少年郑蕴侠跟着父亲辗转重庆、成都，耳濡目染，信奉“读书可立身”。
一九二六年，他考进上海法学院，旋又弃文从武，加入黄埔四期。“法律是纸，枪杆子才硬”，他曾对同学半开玩笑，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行事准则。北伐、台儿庄，他当过政工队长，抗战初期还算血性。
转折发生在一九三三年。蒋介石重整情报体系，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陈立夫直接领导，郑蕴侠凭法律背景与黄埔履历被调进去，佩少将衔，负责司法与渗透。自此，他和军统的戴笠在两条平行线奔跑，同样阴影重重，同样戒备森严。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重庆白色恐怖最浓时，郑蕴侠直接参与“沧白堂事件”，数名爱国学生被杀；《新华日报》被封，他亦在场。郭沫若险些中弹，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害，幕后都有郑氏签字。至此，他与人民为敌的事实已钉死。
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大军逼近川渝。卫戍总司令杨森急组“东西山游击纵队”，郑蕴侠挂名副司令，妄图迟滞解放进程。战局崩溃后，他躲进司机李增荣的吉普车，打算连夜赶成都，再转机台湾。李增荣被地下党策反，在发动机撒沙子，车辆抛锚，郑只得弃车跳沟，狼狈逃生。
飞机上不了，他改变路线：赤水河—遵义—昆明—金三角。可赤水两岸已布防，他被迫折回泸州，买下一千把木梳与干桂圆，伪装流动商贩。期间碰到一名自称“王大哥”的可疑人物，帮他刻章造假，新身分“刘正刚”由此诞生。
涪陵榨菜厂正需苦力，他背箩入厂，讲起“工人阶级掌权”新词，自愿加班，俨然积极分子。然而志愿军入朝，军管随即介入，他心惊胆战，趁夜溜走，直奔贵州务川。
濯水镇山路崎岖，外人稀少。打火柴、卖针线的流商原本常见，一张褪色的挑担执照便能混迹。他在何大娘小铺寄宿时暗自盘算：四十岁还单身太扎眼，必须成家。于是，一九五三年，村民撮合他与寡妇邵春兰。简陋婚礼后，他挑水种地，生了个女娃，表面再普通不过。
隐患仍在。郑蕴侠读过罗马法，又做过军法长官，说话难免掉书袋。有一次，他对邻人评价村规时冒出“循名责实”四字，旁人听不懂却记住了。镇干部收到举报：“那卖梳子的文化可高得很。”线索逐级上报，重庆公安局将他列为重点。
一九五八年春，外调组装扮客商进镇暗访。酒铺门口，队员低声向汪恒兴打听：“听说这里有个外省人卖杂货？”汪愣了一下，心虚应道：“他不常在家。”郑蕴侠已嗅到危险，躲进后山窑洞，但粮盐难继，顶多撑几周。五月，他返家拿换洗衣物时被守候多日的民警堵住。
突击审讯里，他先矢口否认。审讯员递过厚厚卷宗，“藤县守卫战，你是连长；沧白堂，你签字；‘东西山纵队’，你指挥。”证据一项项摆到面前，郑沉默良久，只吐一句：“成者为王，败者寇。”随即供认全部罪行。
法院原判死刑，考虑到其既往职务并非一线杀手，且能如实交代，改为十五年。同期落网的特务百余人，极少有这种改判，内部称之为“留活教材”。
一九七五年，刑满释放的郑蕴侠步出西南某监狱，头发花白，身高也佝偻不少。官方给了路费，他自行返回务川。邵春兰尚在，女儿已十九岁。邻里议论纷纷，终究是旧事，县里安排他在供销社做内勤，月领微薄工资，直至一九八〇年代初病故，埋于镇后土坡。
郑蕴侠一生倚仗学历与枪杆，跌宕起落。抗战之初他曾立功，后来却在权力与恐惧的裹挟下走进黑暗；逃亡八年，身份再精巧的伪装也露出破绽；法网收束时，他的棋局至此终盘。那幢瓦房至今仍在濯水，仅有少数老人记得：里面抓走过一个“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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