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领土实际管辖面积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大明帝国确实将自己的影响力，在某一时间段，延申到了大半个中南半岛。目的很单纯，通过册封当地的土司国、蛮族国来阻拦马来族、缅甸族等南亚人种向北方侵袭。明朝时期西南的领土范围，不仅云南省范围比满清时期要大，而且还拥有满清两百多年不曾统治过的三宣六慰司。
澜沧江的激流冲开横断山脉的褶皱，在滇西高原刻出一道天然疆界。当明军将士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将"水枯石烂，尔得乃渡"的誓碑矗立在大金沙江畔时，他们或许未曾意识到，这座界碑不仅划定了中原王朝的物理边界，更昭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型。明朝在西南边陲构筑的"三宣六慰"体系，犹如一张精心编织的经纬网络，将军事威慑与文化浸润编织成独特的治理图景。
在明朝三征麓川，打垮了这个傣族先民建立的土司国家后。麓川之南的缅甸先民所组建的阿瓦王朝、勃固王朝之间进行了四十年争霸战争（1386～1425年），之后西南边境趋于稳定。明朝在云南外围的羁縻大致保持了三宣六慰的格局。其中麓川余党成为了之后的孟养宣慰司，并且明朝与其立碑而誓‘’水枯石烂，尔得乃渡“（指以大金沙江为界），而陇川宣抚司多氏被扶持统领麓川故地。明朝对东南亚的统治，是大范围设立了宣慰司的——几乎涵盖了东南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比如缅甸、老挝等国。而除了宣慰司以外的东南亚地区，也是中国的附属国。
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云南三司、三宣六慰置于其他诸土司犹如京城置于诸州府。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三宣六慰具体所指可见于《明史 云南土司列传》，明朝中后期长期稳定服从羁縻及定期朝贡的外土司是这九家，故以此九家泛指。
车里宣慰司在今天的云南西双版纳景洪，世袭土司姓刀，目前有一枚道光十五年正月换发的车里宣慰司印，现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
孟养宣慰司在缅甸克钦邦莫宁。1944年底，中国驻印军攻克缅甸八莫，挖出一块石碑，是明末将军刘綎所立，中间刻有“威远营”三个大字，左边刻“大明征西将军刘筑坛誓众于此誓曰：六慰拓开，三宣恢复，众夷格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右边刻“受誓：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密安抚司，陇川宣抚司，万历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刻。后来刘綎死于辽东萨尔浒之役。
八百大甸宣慰司，在泰国清迈。
木邦军民宣慰司，在缅甸兴威。
老挝宣慰司，世袭土司姓刀，治老挝琅勃拉邦。
孟艮御夷府，在缅甸掸邦景栋。
缅甸宣慰司在缅甸阿瓦，现在有个阿瓦古城遗址。
大古剌宣慰司，据说在缅甸勃固，但应该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戈杰比哈尔县。
底兀剌宣慰司，据说在缅甸东吁，也有说在缅甸若开邦。
底马撒宣慰司在印度阿萨姆邦焦尔哈德县一带。
这些土司小王国都给大明交税的。《云南通志·羁縻志》载：车里宣慰使司额征金五十两，车里靖安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额征银一千四百两，孟养宣慰使司额征银七百五十两，缅甸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宣慰使司、老挝宣慰使司、猛密安抚司、孟定府额征金六百两，孟艮府额征金一十六两六钱六分，南甸宣抚司额征银一百两，干崖宣抚司额征银一百两，陇川宣抚司额征银四百两，威远州额征银四百两，湾甸州额征银一百五十两，镇康州额征银一百两，大侯州额征银二百两，八寨长官司、孟琏长官司额征银二百两。
《云南通志》记载的赋税清单揭示了这套制度的精妙平衡。车里宣慰司年纳黄金五十两的"象征性贡赋"，与木邦军民宣慰司岁缴白银千四百两的"实质性课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化的赋税标准，实则对应着不同土司的治理状态：前者作为"驯服土司"享受政策优待，后者因地处战略要冲承担更多义务。万历年间户部档案显示，云南布政司每年从三宣六慰体系获得的实际收入折合白银约九万两，相当于同期江南一府的商税收入。
在木邦宣慰司的驻地今缅甸兴威（Hsenwi），考古发现的明代卫所遗址显示其防御体系呈三环结构：核心卫城驻扎汉军，外围十二座屯堡控制交通要道，最外层的傣族村寨构成缓冲带。这种"汉夷杂处，互为犄角"的布置，使明军能以不足两万的驻军控制相当于今缅甸北部六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正如《明史·土司传》记载，正统年间云南都司辖下二十卫所的年均军费开支高达白银四十二万两，约占帝国西南财政支出的三成，足见军事投入在边疆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说起三宣六慰所包含的“缅甸全境、泰国北部、老挝中部、印度东部”等地时，在明朝之前，从来没有中原王朝实际统治过这些区域，包括元朝在内。甚至云南都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政权统治范围之外的地方，真正的实现改土归流是在明朝时期，真正的纳入中国领土范围也是在明朝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拥有云南等地，是在明朝时期完成的。明朝时期大部分都是实控三宣六慰，后面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弱和灭亡，才逐步脱离明朝统治。
另外值得一讲的是，木邦宣慰司所在今地名兴威hsweni（谭图中的新维）即“宣慰”之音译再音译。木邦土司和孟养土司相较于缅甸土司（阿瓦王朝）长期是武德充沛的土司。
而木邦土司脱离明朝反而有些戏剧性，1583年，木邦土司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捧着承袭文书在昆明衙门外苦等三月未果，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这位曾为明朝立下三十七次战功的忠顺土司，最终带着二十七个归附部落投向缅甸的东吁王朝。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同样，孟养土司遭到缅甸吞并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万历年间（1573-1620），孟养土司遭缅甸进攻，向明朝求援。明朝官员认为西南边疆“僻远无利”，不愿耗费资源支援，甚至拖延处理土司的求援文书。因明朝坐视不理，孟养、木邦等宣慰司相继被缅甸吞并，明朝名义管辖的“二千里”疆域（约今缅甸北部至云南边境）实际丧失。晚明至清初，这些地区彻底脱离中原王朝控制。
明太祖朱元璋坚持滇人治滇，逐步实现汉化，真正完成了对云南稳固的统治，使得今日之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平定云南全境后说：“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然后废除元朝时期的行政制度，重新划分并设置云南布政司。洪武十五年又设置云南都指挥使司。
对于三宣六慰，明朝需要将金字红牌，制信符及金字红牌，颁给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使司，干崖、大候、里马、茶山四长官司，潞江安抚司，及孟艮、孟定、湾甸、镇康等府州土官”。在孟养宣慰司故地出土的"威远营"誓碑，其碑文篆刻的"六慰拓开，三宣恢复"八字，恰是明朝边疆治理制度创新的生动注脚。与元代简单粗暴的"遥授官爵"不同，明廷创造了"信符-红牌"双轨制：金箔打造的信符作为土司合法性的凭据，朱砂誊写的红牌则载明贡赋额度与军事义务。这种将象征权威与实务契约合二为一的设计，使边疆治理既保持弹性又不失控制。
明朝对东南亚还不止三宣六慰，明朝一度还有交趾和旧港宣慰司，明朝对东南亚的经营超乎想象，与刻板印象中没有扩张性的明朝形成了巨大反差。明朝逐步在西南一带经营，到成祖朱棣时期，三宣六慰已然成型，领土范围最大时是拥有印度洋出海口的。
在汉代，壮傣语的核心区一直是珠三角和两广沿海，越南语的核心区一直是红河三角。但由于南朝之后粤语在广州站稳脚跟，8世纪之后以广州为核心开始持续向粤西、桂东扩张，壮傣语的人口不断缓慢流失，到了11-13世纪核心人口几乎完全退到广西、滇南、北越的山区。越南语稳坐红河三角，还成为独立国家。13世纪后，壮傣语（布傣支系）开始大面积南下扫荡湄公谷地和湄南平原，最终拥有新的核心区。
明初其实是有在东南亚-印度洋建立过类似西方的统治机构的，只不过明宣宗停止下西洋以后全部废弃了而已。国内学术界对“霸权”很忌讳，往往略而不谈，结果造成了大众对此问题的不了解。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印度洋设立了好几个“官厂”，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剌加官厂。“厂”是明代太监管理的机构名称（比如“东厂”）。明朝下西洋的各分舰队往来各国，钱粮都要先后入存满剌加官厂，最后撤离时也是先在马六甲汇合，再集体回国，因此号称“外府”。有两重城寨，建筑结构是排栅、墙垣，开四个城门，设有更鼓楼，驻兵巡逻。在下西洋期间，官厂应该持续有军队驻扎并由太监管理。
明朝在海外还有不少商站，在下西洋的重要节点古里、忽鲁谟斯等都有据点，从孟加拉的情况看当时用的汉字名称应该也是“官厂”。葡萄牙占领南印度的卡利卡特，即在原本明朝留下的废墟基础上重建城堡。葡萄牙殖民者佩德罗·卡布拉尔下令建立殖民地时，发现所有房子外面有巨大的栅栏。被当地人称为chinacota，意即“中国人的堡垒”(fortaleza dos Chins）。华人很早便在这一带航行了；由于当地人未开化，无学问，从华人那里学到了法律和习俗和建筑方式。
在印尼巨港和musi河里全是各个朝代的遗存，再到musi河出海口，靠近邦加和勿里洞岛的附近海域的沉船遗址几乎覆盖五代，唐宋元明清到二战，中华文明不仅渊源流长，而且幅员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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