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陶自强为何要弟媳曾志写信：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傅作义|延安|曾志|陶自强

1982年4月的一天，湖南祁阳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七十六岁的陶自强吃力地握笔。纸张歪歪扭扭，只写了两行：“我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一句话：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落款，是他颤抖的名字。信寄往北京，收信人是曾志——他已去世十三年的弟弟陶铸的妻子。短短一句求恕，背后是兄弟五十多年冰火两重天的分岔命运。

把视线拉回到1918年，那一年对陶家是灾年。旧军阀在祁阳搜捕“乱党”，十岁的陶铸亲眼看着父亲陶铁铮倒在血泊，年幼的弟弟陶柏生也一并罹难。孤儿寡母的日子，靠田里三分薄地和母亲的针线维系。两个儿子只有一个能继续读书，董氏咬牙选了天资更好的长子陶自强，年仅十岁的陶铸则挑柴喂猪挣钱。自此，一个肩扛锄头、一心求知；一个埋首书卷、远离泥巴，兄弟性格的分水岭悄悄形成。

七年后，大革命风潮席卷长江流域。1925年，陶铸拖着木匠工具箱辗转到武汉，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些新鲜词汇，整个人像被电击一样亢奋。第二年，他和哥哥一道南下广州，双双报考黄埔军校五期。第一次考试，私塾出身的陶铸卡在算术题上；复试前他白天跑码头打短工，晚上抱着破灯自学乘除法。第二次，他俩一起走进校门，也一起在名单后面写上“共产主义者”五个字。

时间只过了一年，兄弟间的步伐便开始错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血雨腥风中，陶铸跟着叶挺闯南昌、战广州，随后隐姓埋名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陶自强则在卢德铭部队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担任团直属支部书记。但当团长陈皓企图率部投靠国民党时，陶自强因担忧“株连”选择悄然逃离。他的第一次动摇，将来成了决堤的裂口。

1930年春，厦门思明监狱关满了四十多位共产党人。省委秘密拟定“破狱计划”，二十三岁的陶铸被推为行动队长。他摸清岗哨布局、研究士兵换岗表，提出“不流一滴无谓的血”。夜袭那天，枪声只有三响，所有同志全数脱险，无一人伤亡。这场“厦门劫狱”让福建地下党士气大振，也让敌人把陶铸列为“头号要犯”。

同一时间，陶自强漂泊到福建，被组织安排为莆田县委书记。纸面身份与弟弟并无二致，但信念的张力却天差地别。1933年5月，上海一次集中逮捕，兄弟俩同时落网。面对老虎凳、水牢、电刑——陶自强顶不住，签下脱党声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特意留下“供职”；陶铸咬碎牙关，坚持“坐穿牢底”，写下几十万字读书笔记，自嘲“狱中大学”。同囚室的许多同志说，陶铸常用一句话鼓励大家：“活着出去，再把他打倒。”四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陶铸名列被要求释放的政治犯，重返战场。

此后十年，陶铸在湖北、延安、东北连轴转。抗战时期，他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打响，他担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底，他奉命秘密进北平劝降傅作义。途中遭敌机轰炸翻车，浑身裹满纱布仍拄拐杖赶赴约定地点。警卫替他捏把汗，他笑道：“胳膊断了，嘴巴还能说。”三小时谈判，拍桌子声隔墙都能听见。事后叶剑英打趣：“你唱了红脸，我来唱白脸。”和平解放北平，就此敲定。

另一边的陶自强，在国民党体系里一路混到县长。1949年大局已定，他率所部起义，回到湖南老家，被安排做祁阳中学校长。看似“洗白”，实则孤悬尴尬。1951年秋，阔别故土二十五年的陶铸悄然归乡，不许敲锣打鼓，不许宴请，不许放炮。兄弟在学校食堂重逢，气氛比当年谈判傅作义还紧绷。陶铸放下筷子，低声问：“这顿饭谁买单？”陶自强讪笑：“私人的。”陶铸点头：“那就好。公私得分明。”午饭后，他拉着哥哥在翠竹旁散步，只说了一句：“教书可以，但校长不合适，会耽误孩子。”几天后，陶自强递交辞职，改做普通教师。

到了1966年，风浪骤起。祁阳中学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陶铸“成分复杂”。落款赫然是陶自强。乡里人都看呆了：兄长揭发弟弟，这得多大心结？陶铸此时在北京遭受冲击，闻讯后只是沉默。“他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这样，也顾不上去想。”老部下后来回忆。1969年11月，陶铸病逝于医院，再没能回到祁阳。举行追悼会时，陶自强请求去北京被拒，只能在家中跪对西北方向，磕了三个头。

时间来到1982年。癌症让陶自强日渐消瘦，夜里疼得坐不了，干脆伏在窗台写那封求恕信。写完，他放下笔，喃喃一句：“对不起，阿铸。”寄出十天后，陶家收到了回信。信非常短：“伯父，我不再记恨你了。——斯亮。”曾志没有动笔，只把信放进闺房抽屉，再未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