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进入尾声。代表团散场前，越南代表站在湖岸，目光却越过阿尔卑斯山，落在远方的西贡与河内。此刻，他们拿到了一份“半壁江山”的成绩单——沿北纬17度线，越南一分为二。看似握手言和，实则埋下隐忧：北方如何统一南方？更深一层的设想，是如何重塑整个中南半岛的政治版图。

追溯到1930年，越南共产党刚成立八个月就改名“印支共产党”。名称的变化，暗示着目标外溢。胡志明当时便提出，要让越、老、柬携手反殖民；但在他心里，未来的联合体必须以越南为核心。“如果要独立，就必须团结印支各族。”胡志明曾低声叮嘱助手，这句话后来被浓缩进他于1965年起草的遗嘱：越南终将成为印支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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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完成的那一年，美国地面部队已成倍增加，抗美救国成了北越的头号任务。为了“借船出海”，胡志明在中苏之间小心穿梭，用柔软姿态换取援助。但话锋一转，他仍强调“一旦战争结束，必须重新思考印支三个国家的未来”。这种两手策略，让越南在战争岁月中迅速累积军政资源，也为后来“以战逼统”埋下伏笔。

1975年4月，西贡政权土崩瓦解。黎笋接过大权，越南实现南北统一，结束了三十年战火。外敌消失，越南的战略视野骤然外扩。短短三年内，河内领导层先与苏联签署含军事条款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随后于1978年12月对柬埔寨大举用兵。二十余万越军推进速度惊人，仅十三天就拿下金边，扶持韩桑林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东欧阵营第一时间予以承认，而东盟多国与西方舆论却将其视为“区域霸权”的试水。

柬埔寨战事未停，老挝更早一步被纳入“特殊关系”。1975年12月，巴特寮夺取万象政权，老人们回忆说，越南顾问那年冬天几乎住满了首都的每一间军营。两年后，《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署，越南不仅驻军，还插手关税、财政乃至情报体系。至此，越南在中南半岛形成“三角支撑”：国内统一、老挝依附、柬埔寨被控，印支联邦的雏形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雄心与代价往往结伴而行。对柬作战与大规模驻军，把越南年度财政的一半以上砸向军费，国内通胀率一度突破400%。城市里常见排长队抢购大米，越盾贬值到纸片般脆弱。这种经济窘境，被河内自己概括为“和平时期最严峻的危机”。

更棘手的是地缘反弹。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多条战线同时推进，越军被迫从北部抽调主力。此后十余年，边境摩擦不断，越南不得不把军费高位维持；与此同时，东盟联合美国对越实施制裁，原本寄望的“经互会”援助也因苏联自身困境而难以兑现。胡志明当年的愿景，让越南在现实中陷入两面受压的困境。

1985年，越南年通胀率冲破600%。农村征粮难以完成，城市配给屡次缩水，民众怨声载道。越共内部分歧显露：是继续高举“兄长”旗帜，还是先救经济？转折发生在1986年6月，黎笋逝世，同年12月越共六大提出“革新开放”，核心内容包括：逐步从柬埔寨撤军、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引入市场机制。

1990年8月，最后一批越军撤离柬埔寨；翌月，中越高层在成都会晤，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越南重返区域合作轨道，被制裁多年的经济也获得喘息，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河内对中南半岛事务仍保持高度关注。比较不同的是，公开表述不再强调“主宰”，而倾向“平等协作”。

回看这段历程，胡志明的遗嘱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负担。理想在于它给予越南革命年代的方向与激情；负担在于统一后，河内若继续以战术方式追求战略优势，易陷内外双重消耗。越南最终选择以撤军和革新收尾，算是对遗嘱的一次现实校正——中南半岛的格局，从来不是单边意志可以稳固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