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仲夏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的风格外闷热。刚刚被任命为总军械部部长的王树声推开办公室的窗，闻见槐花味，却顾不上欣赏。他琢磨的是两件事：一是如何让新成立的部门拧成一股绳，二是怎么在最短时间内让国产炮管顶得住高射速。那天，他在墙上写下八个字——“独立自主，团结协作”，之后常年不擦。周围人说他倔，他只笑着摇头：“打仗靠胆子，搞军械靠脑子，同样离不开这八个字。”
军械部初创，技术人员来自陆军、空军、工厂、研究所，口音五花八门，思路也南辕北辙。有人直接跑到他办公室里抱怨：“部长，我听苏联专家的，没错吧？”王树声扶扶眼镜：“听别人可以，但最终得听数据。”随即拍板搞“比武”——国产、进口炮管同时开火，看谁先趴窝。十五天后，数字摆在眼前：国产打两万发没报废，进口打到一万发就发红。王树声捧着那支国产炮管，连说三遍“行”，这一声行，比千言万语有分量。彭德怀检阅测试场，看完直皱眉：“这么多炮弹，真够败家的。”可转身又笑：“败得值！”
正因如此，人们对这位“大炮部长”多了敬意，却鲜少知道他在家里更“铁面”。1965年，王家立了“四不许”：不许炫耀父母官衔、不许特殊打扮、不许坐公车、不许让勤务兵代劳。有人以为这只是写在纸上的规矩，直到他们见到王树声的夫人杨炬拎着菜篮子在西四牌楼挤公交，才明白那八个字不仅贴在墙上，更刻进了这个家庭的骨血里。
1971年2月，春节临近。杨炬因公赴太原考察，三个儿子也各有任务离京，偌大院里只剩王树声一人。除夕前夜，他翻出小女儿四毛从部队寄来的信，想了想，拨通了总机。电话那头，警卫连值班员的回答让他失望：节日期间无特殊任务，一律不准请假。放下话筒，他笑着自语：“既然人不能出来，那就我进去。”
往返不过半小时车程，他却执意不让司机陪同。那天，北京城飘着细雪，他披一件陈旧灰呢大衣，顶风出了门。来到营区门口，年轻的哨兵拦住去路：“老同志，探亲要先登记，再排队填表，流程不少，您得照规矩来。”王树声看看排队的十来个人，爽快答应：“规矩得执行，我去排。”说罢，站到了队尾，还跟前面的小战士聊起天来：“小伙子，冻得慌吧？可别跺脚，把枪握稳。”对话声音不高，却透着亲切。
两个小时过去，四毛接到电话被叫到哨所。远远看见父亲冻得耳朵通红，仍神情自若站在雪中，她眼眶瞬间红了：“爸，您怎么不打个招呼？让他们直接放您进来呀。”王树声拍拍她肩膀：“部队有规矩，谁都一样，爸爸不能坏了章程。”这几句话，后来成了四毛写进日记的“军规第一课”。
探亲不过短短半天，父女俩坐在营房后的小树林里。王树声递过去半只红枣馒头：“部队伙食紧，父亲也就吃这口，你别挑。”随后关心学习、训练、班务细节，连洗军被的方法都絮絮叮嘱。临走他把随身带的半包烟递给连队指导员：“拿去换点茶叶，让孩子们春节多喝口热水。”他执意走大门，照旧排队、签字，风雪中背影有些踉跄，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庄严。
对于这位51岁才得的掌上明珠，当过副总理的老战友开玩笑：“老王也有软肋喽？”王树声摆手：“疼孩子不等于惯孩子。纪律松口子，枪口就得掉链子。”此话不假，当年他在鄂豫皖苏区连自家亲戚的地主恶霸都亲自审判，如今对女儿自然更不会开后门。
同年秋，他主持军械研究所选址时，对技术员们说：“咱们手里握的不是普通铁疙瘩，是国家命根子。”为了省外汇，科研所连办公桌都是修旧翻新。有意思的是，他却特批图书馆订了全套最新外刊，理由很简单：“脑子不能闭关，设备可以土点。”这股朴素而硬气的思路，后来成了军工系统的惯例。
1973年春，反复胃痛让这位大将住进301医院。医嘱写着“静养”，可他仍抱着样炮设计图不撒手。一次放疗后，他笑着和护士说：“枪林弹雨都熬过，几束射线算啥。”身边人听着心酸，却没人拦得住他改图纸。
6月确诊食管癌晚期的消息，医院里没人敢张扬。杨炬装作若无其事，王树声偏偏一眼识破。他轻声安慰爱人：“不碍事，换个战场继续斗，一样。”随后提出唯一心愿：身后把骨灰撒在麻城老区，“那儿好多乡亲还有咱的老部下，想再陪他们守几夜。”
病重的日子里，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轮番探视。李先念用家乡话说：“老王，咱回去喝口米酒可好？”王树声眯眼笑：“好，只要还能站起来，咱就回去。”一句玩笑，把病房的沉闷驱散不少。1974年1月，总理到病房握着他的手，轻声道：“党中央惦着你。”王树声红了眼睛，却仍坚持：“总理放心，我还有方案没交代清楚。”那一夜，他忍痛把未竟的军备计划口述下来，嘱咐工作人员整理。
1月11日清晨，他的呼吸终于平静。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交代警卫：“小心保存资料，别耽误试验。”追悼仪式上，叶帅主持，徐向前致词。哨声低沉，军刀雪亮。人们说，他这一生像支满膛待击的炮——上阵时轰鸣，别离时沉默，却永远保持枪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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