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与其说是用兵如神，不如说是神在用兵。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随后的遵义会议上，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了“三人团”，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但中央红军此时的处境，仍然十分严峻。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准备将红军消灭在川黔边境地区。
老蒋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
以薛岳为前总指挥，指挥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分别控制贵阳、息烽。
湘军四个师进至黔东，封锁乌江，阻止红军东出，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孙渡指挥滇军三个旅，向昭通、毕节开进，防止红军西进云南。
桂军两个师进入贵州独山、都匀一带。
上官云相率两个师从河南开赴重庆，进驻綦江地区。
粤军三个师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贵州军阀王家烈为了保住地盘，也出动三个师，向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今南白镇）发起进攻。
各路国军虽然心怀鬼胎、相互提防，可毕竟拥有十倍的兵力优势。红军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唯有放弃遵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集中，准备渡过赤水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首领刘湘当然不肯轻易放弃。
前有川军拦阻，后有追兵，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川军。
1月28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先胜一筹。
但由于情报失误，大大低估了参战川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土城战役最终失利。
自长征以来，红军由8.6万锐减到3万。原以为教员“复出”后，能带领大家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不料又碰了钉子，严重影响士气，质疑声再起。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身边不乏能人，中央红军每走一步棋，老蒋的智囊团都能猜个七七八八。如果此时红军继续由李德、博古指挥，势必会按原计划北渡长江，不计成本地杀出一条血路，这无异于又一场湘江战役，中国革命的火种肯定就此熄灭。
好在教员从不干赔本买卖，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嘛。既然川军到了土城，滇军还没来，那就意味着土城西南是空虚的，有很大的运动空间。
1月28日晚，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做出北渡长江的假象，吸引敌人注意。红军主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一渡赤水只是危机形势下的被迫选择，谈不上有多高明。老蒋也料定红军必定渡河，早在赤水西岸集结重兵，布下了口袋阵，就等着红军一头撞进来。
所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滇军把守金沙江各渡口，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
鉴于这种情况，教员在1935年2月举行的扎西会议上，提出利用老蒋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再渡赤水，回师遵义，痛打国军战斗力最弱的王家烈部。
2月18日至21日，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
2月24日，红一军团红1团攻克桐梓。
2月25日，军委令红五、九军团在桐梓西北迟滞追击的川军，红一、三军团直扑遵义北大门——娄山关。
娄山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高约百丈，四周崇山峻岭，峭壁如林。其中以东北方向的点金山为最高峰，俯瞰群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不久前，薛岳打着追击红军的旗号，玩驱虎吞狼，夺占了王家烈的大本营贵阳。
失去贵阳，遵义就是王家烈的最后根基，不能再丢，否则就没地盘了。
于是王家烈将全部兵力压到娄山关，企图配合中央军聚歼红军于黔北。
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红13团赶到娄山关脚下时，黔军已封锁关口，占据了有利地形。
此时此刻，时间就是生命，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红13团立即进入战斗，经过惨烈的拉锯战，黔军全线溃退。
王家烈不甘心失败，派督战队反扑。红13团和后续赶来的红12团依托原有工事，打退了黔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2月25日傍晚，红10、红11团实施迂回包抄，黔军害怕退路被断，仓皇撤出战斗。
娄山关战斗胜利之后，毛主席写下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王家烈听说娄山关失守，二话不说，抬腿就跑。
红军重占遵义还不到一天，吴奇伟就率中央军的两个师抵达遵义南郊。王家烈见到吴奇伟，又拟定反攻遵义。
2月28日上午，吴奇伟部凭借精良武器，充足的弹药，向红军阵地发动猛攻。
由于连日作战，精疲力竭，弹药不足，红军接连丢失红花岗、老鸦山等几座山头。
红花岗、老鸦山位于遵义城西南，两山并立，是控制遵义城的制高点，十分重要。
为了夺回老鸦山阵地，陈赓率中央干部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再次将红旗插在了老鸦山主峰。
战前，薛岳给吴奇伟下了死命令，必须夺回贵阳。吴奇伟遂增派一个团的兵力，并集中火炮，猛轰红军阵地。
干部团的指战员们非常机动灵活，当敌人炮轰时，他们躲到山坡下面去。等敌人炮火停下来，他们又迅速地回到战斗岗位，等敌人靠近时，进行反突击。
黄昏时分，红一军团赶来增援。就在这时，黔军又显脓包本色，率先溃退。红军沿着黔军与中央军的阵地接缝处，猛攻吴奇伟的指挥部。
吴奇伟大呼不妙，也不管什么军令如山，急忙跳上汽车，向贵阳方向夺路而逃。
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追到了乌江边。吴奇伟惊魂未定，下令砍断江上浮桥，未能过江的1800名国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红军缴械。
此役，红军充分发挥运动战特长，歼敌两个师八个团，俘敌3000，缴获大批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士气大振。
蒋介石得知消息，暴跳如雷，怒骂薛岳无能。
由于陈诚包庇，薛岳、吴奇伟没有受到惩处，王家烈则背了黑锅，被剥夺军政大权。
修理完王家烈，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要求“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那老蒋又有什么高招呢？
众所周知，蒋介石十分推崇曾国藩，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效仿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术，在川滇黔边界构筑了四道碉堡线。企图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然后一网打尽。
根据老蒋的指示，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
周浑元部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
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
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追堵红军北上。
为了打破老蒋的围堵，教员提议，集中兵力歼灭周浑元部。
理由很简单，周浑元的驻地离赤水河较近，能击败周浑元，补充枪支弹药，那是最好的结果。即便战事不利，也能借机靠近赤水河，转移到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化被动为主动。
3月5日，根据教员的建议，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想把周浑元部引诱出来，在运动中歼灭。
但蒋介石吃一堑长一智，命令各部不许轻举妄动。周浑元接到指令，退至鲁班场（贵州仁怀市南郊）一带修筑工事。
红军连番挑战，劳而无功，很多人就有了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聂荣臻联名给中革军委发电，要求改打王家烈。
接到电报，主持中央工作的洛甫（张闻天）马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后，鉴于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教训，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和计划，都是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来做出决定。
教员在会上直言反对：王家烈虽然实力较弱，但其驻扎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远离赤水河。王家烈的后方有滇军的三个旅，左右两翼还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即便打王家烈能取胜，也无法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可能陷入团团包围。
按理说，遵义会议开了，赤水河都渡了两次，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更高了，号令三军不成问题。可实际情况却是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教员苦口婆心，晓以利害，没有一个人表态支持。
洛甫看天色已晚，提议表决：“同意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同志请举手！”
大家相继举起手。
毛泽东霍然起身：“如果大家坚持要打，那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
不料凯丰（何克全）却说：“少数服从多数嘛，不干就不干！”
表决的结果，毛泽东只得到自己的一票，还被免除了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外有强敌，内部还无法得到同志们的支持，这要是换做一般人，可能就心灰意冷，干脆放弃了。
但毛主席不是一般人。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服从组织原则的同时，坚守真理，连夜找周恩来做工作。
周总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暂时晚发命令，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说服了周恩来后，毛泽东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
就在商议期间，事情出现转机，军委二局通过破译敌军电报得知：黔军一个旅和滇军三个旅正向打鼓新场靠近。
敌人增兵了，只要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红军有被全歼的危险。
现在常有人讲，四渡赤水的胜利是隐蔽战线的同志立了大功。
然而情报有真有假，如果决策者没有分析情报、运用情报，团结同志的能力。就算地图开挂也没用。
面对突发情况，第二天的会议，大家改变看法，决定取消打鼓新场作战计划，并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洛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毛，看来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
后来有人问洛甫，你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
洛甫的回答是：“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1935年3月11日，针对军事指挥总是机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毫无效率可言的弊病。中央在黔北苟坝村举行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三人团对军事全权负责”的全新决策指挥机制。
这种精简、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机制，既避免了旧“三人团”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个人独断专行，也避免了集体讨论意见分歧、议而不决，导致贻误战机。
而新“三人团”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也标志着红军权力转换的正式完成，红军终于找到了最优秀的军事领导者。
3月15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发起猛攻。
周浑元下令收缩防线，红军苦战一天，打成僵局。
为避免消耗，教员决定撤出战斗，转兵西进，红军三渡赤水。
3月17日中午，中央红军进入川南，隐蔽在古蔺县境。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做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命令各部追击，企图“会剿”红军于古蔺地区。
毛主席指挥作战，强调灵活机动，通过不断调动敌军，让敌人在运动中暴露错误，进而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战机，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红军前三次渡赤水河，在运动中完成了调动敌军之目的。现在国军已大多集中在赤水河以西，且是人困马乏，而赤水以东的广袤地区，成了兵力空虚的真空地带。
3月21日，红军抓住时机，四渡赤水，与敌人擦肩而过，再次进入黔北，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把几十万国军甩在了古蔺周围及赤水河沿岸地区。
紧接着，红军马不停蹄地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等地南下。
老蒋对教员的这一招大感意外，以为红军又要返回遵义。令湘军一个师从回龙场向遵义急驰，命周浑元、吴奇伟星夜云集仁怀、茅台、坛厂一带，又以周浑元纵队的两个团兼程分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防守。企图和红军在遵义决战。
或许是觉得这是“围剿”红军的最后一战，3月24日，老蒋从重庆飞到贵阳坐镇指挥。
教员吃准了蒋某人急于“会剿”的想法，投其所“好”，以红九军团徘徊于马寨岭地区，佯装主力，吸引敌人北上，红军主力则乘机向南急进。
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又将国军主力甩在了乌江以北。
但红军并没有脱离危险，接下来还需要支开位于黔西、大定一带的滇军孙渡部。
从二渡赤水开始，孙渡就仿佛按下了暂停键，纹丝不动，不把这股敌人支开，红军无法安全渡过金沙江。
此时的贵阳守军仅有四个团，而距离贵阳最近的国军有孙渡所部以及黔军残部。
黔军肯定指望不上，红军只要攻打贵阳，老蒋必然调动滇军。
于是教员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直逼贵阳，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
蒋介石猝不及防，又不愿意放弃所谓的战机，便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随时开溜。一面急令孙渡前来救驾，打算与红军在贵阳城下决战。
孙渡接到命令，急行军200公里赶到贵阳，得到了蒋委员长的大加褒奖。
其他几路国军见状，纷纷直奔贵阳，唯恐落个救驾不力的罪名。
国军云集于贵阳，突围空间出现，红军是不是就直驱云南了呢？
没有，因为负责掩护的红九军团还身处险境之中。为了给红九军团突围创造条件，红军主力又进至贵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摆出东渡的架势。
蒋介石收到报告，马上又做出判断：“绕来绕去，看来还是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嘛，全军听令，给我追！”
一时间，中央军、滇军、湘军，都涌向了清水江。
趁此机会，红九军团跳出包围圈，红军主力也转向西南，于4月8日突破贵阳、龙里防线后，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驰。
得知消息，龙云惊得寝食难安。滇军主力这会儿要么在贵州，要么沿金沙江布防，昆明只是一座空城。
当时的地方军阀都有自保心理，既怕红军来，也怕中央军趁虚而入。
不久前，蒋介石逼迫王家烈辞职，将黔系地方势力吞并。
龙云不想变成第二个王家烈，旋即命令金沙江沿岸的守军回防昆明。
在龙云看来，自己与红军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红军不是要北渡金沙江吗？那赶紧的吧，去哪都可以，别待在云南就行。
4月27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曲靖地区。龙云暗中授意孙渡：对红军尾追送客即可，不必截堵。
龙云还准备了两辆卡车的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以及军用地图，让人寻机“送”给红军。接着就发生了“龙云献图”的故事。
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昆明虚晃一枪，然后于皎平渡、洪门渡，渡过了金沙江。
红九军团也从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与主力胜利会师。
至此，落子收官，胜负分明，棋手之优劣高下立判。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一次直接较量。
面对老蒋4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3万红军一直在跑。但因为有毛主席的运筹帷幄，红军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蒋介石空有雄厚的硬实力，却没有实现任何一个战略目标。
战争就是如此，如果你不能掌握主动权，就只能落下风。而落了下风，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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