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0日清晨，寒气从长江面爬上南京城墙，卫士们还缩着脖子，国民政府里却已是一片混乱——蒋介石在昨夜的《辞职通电》中宣布“引咎下野”。短短几行字，把权力铁板突然锯开了一道缝，也把特务系统推到风口浪尖。
不到两天，代总统李宗仁把一纸电令拍到国防部会议桌上：保密局总部限缩至七十五人，其余一律撤消或就地遣散。有人暗暗算账，原本三千多号人的庞然大物，一夜之间只剩“班排”规模，这可是釜底抽薪。
毛人凤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副手凑到耳边小声提醒：“李公的命令下来了。”他猛地把茶杯一摔，瓷片四散，“他敢！”短短三个字，满是怒火和惊惧。外间流言四起：毛局长要放火，“烧了算数”。
这把火要追溯到三年前。1946年3月14日，戴笠乘机坠毁于四川岷山，他的遗体被抬出破损的座舱时，军统时代也轰然告终。半年后，根据美国顾问“精简军政机构”的建议，军统被拆成“国防部二厅”与“保密局”，牌子变了，刀还是那把刀。
戴笠死后，浙江帮群龙无首，广东帮的郑介民成了局长，湖南帮的唐纵居次席，半路出家的毛人凤只能在角落里磨牙。可毛人凤把戴笠留下的核心档案握在手里，还懂得“主席喜欢自己人”这一条潜规则，他悄悄布线，把郑、唐一步步逼到边缘。
1947年冬，郑介民被参了“贪墨寿礼”，唐纵调离警署，毛人凤成功坐进局长椅子，却也是火山口的宝座。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胶着，沈阳、济南相继失守，东北、华北特务站被拔得七零八落，毛人凤每天都在收失陷地区电台的“呜咽”。
1948年末，他对手下发电：“形势急转直下，各地潜伏为要。”说得慷慨，可军费早已入不敷出。特务们工资三月一发一欠，上海外围的耳目连烧柴都得自己掏腰包。
就在这片愁云里，蒋介石交出了大印。李宗仁主和，第一招就是拆牙。保密局的楼顶插着蓝白旗，却已被列入“压缩清册”。毛人凤心知肚明：留下来是待宰，撤出去没粮饷。于是他祭出“阴阳两套班子”——给南京留个壳子，真家伙悉数撤往上海，改名“办事处”，暗号依旧，指令直通各地潜伏网。
南京那座洪公祠1号的老旧大楼里，只剩文书、司机和警卫。4月初一个深夜，守门兵听到走廊里有女子抽泣，紧接着火光冲天，档案室的门被反锁，浓烟窜出窗棂。次日清点，价值连城的情报卷宗悉数化灰，李宗仁派出的清查小组也只能对焦黑墙壁干瞪眼。
有人问毛人凤究竟为何纵火，他冷笑一句：“既然要我滚，就别想拿走我的家底。”言简意赅，把个人与组织的命脉捆在一起，再加一句，“档案若落敌手，后患无穷”。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本质却是掩饰鲸吞经费、保命脱身。
南京城一片焦土般的保密局仍在维持“公务”，然而各方都知道真正的神经中枢已挪去上海。徐志道捧着仅剩的一颗大印，跑去溪口告状：“报告委员长，我是正牌，他是假冒！”蒋介石听后只淡淡一笑，没有接茬。徐志道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毛人凤率三千特务连夜西移台北，只留下血腥镇压民主人士的斑斑罪迹。到台湾后，他们竟无正式编制，只能靠零星“特别经费”度日。谷正文记下那段拮据日子：“一天三顿白米撒黄豆，糊口而已。”话虽带哭腔，实则谁不知这些人靠勒索、走私一样吃得开？
11月，李宗仁重提“削权”，要求进一步核减保密局冗员，无奈战事崩盘，他自身难保，只得南撤。年底重庆、成都相继失守，徐志道率残部逃到台湾，带去的惟有那方南京旧印。
1950年4月，台北清晨传来爆炸般的消息：蔡孝乾落网并迅速叛变，千余名地下党员被捕。有人回忆拘审所里毛人凤得意地对叶翔之说：“看，还是老办法灵。”这场大逮捕为他捞回了局长宝座，也让岛内左翼力量遭受重创。
然而风水轮流。1954年大陆的潜伏网被公安机关连根拨起，海上偷袭频频失手，保密局价值骤降。1955年3月，蒋介石将其改名“国防部情报局”，业务拆拆分分，交给蒋经国统领。毛人凤虽升上将，却已成大号闲人。
两年不到，他与小蒋明争暗斗，终被边缘化。1956年秋，癌疾扩散，病榻上的他念念不忘那把旧印章，反复嘟囔：“档案、档案不能丢。”10月14日，呼吸停止，终年五十八岁。尘埃落定后，洪公祠的灰烬早已冷透，留下一地焦黑瓦片，见证这条特务毒蛇最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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