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初，病榻上的周恩来轻轻拉住罗青长，声音微弱却格外清晰：“杨登瀛那个人，不能忘。”片刻寂静，空气仿佛被这句话凝住。谁能想到，离开尘世多年仍被总理牵挂的，竟是档案里登记为“国民党特务”的杨登瀛？
时间拨回到1951年3月，南京。镇反风声紧，特务纷纷落网。市公安局押来一个满头白发的犯人，他自报姓名杨登瀛，身份——原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审讯桌前，他没有辩解，却突然说出一句让办案人员愕然的话：“我给共产党干过事，陈赓将军知晓。”一块巨石落在所有人心头：若此人所言不虚，案卷就不能照常推进；若是谎话，便是混淆视听。双重身份的帷幕自此拉开。
南京方面先后两次电询西南，等来的证明只有寥寥几十字：“此人自一九二七年与我党联络，曾屡立奇功。”落款——陈赓。简短，却掷地有声。杨登瀛因此免于极刑，也让人们追问：他究竟走过怎样的曲折道路？
杨登瀛原姓鲍，1893年生于广东香山。少年赴日本留学，混迹早稻田的自由空气，日语说得溜，俄文也能看懂几分，从此把列宁著作当课外读物。回国后，凭着笔杆子和口才插身上海滩的报界、洋行、巡捕房之间，交游四座。1924年，他在革命与谋生的夹缝里加入国民党，原以为能大展身手，却在三年后亲历“四一二”，目睹血雨腥风，内心天平微妙倾斜。
1928年春天，他被老乡杨剑虹拉进刚成立的国民党调查科。表面看这是一条晋升之路，实则是一条“缉共”急线。左右为难之际，他找到老友陈养山：“若要我去做特务，我愿两头通气，暗里帮你们。”陈养山立即把这个意外之喜报到中央。周恩来点头同意，嘱咐陈赓负责单线联系，“谨慎用之，可成奇功。”就这样，上海暗战的棋盘上，多了一枚关键棋子。
首次接头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陈赓化名“王庸”，奉上小指粗的金条，“经费给你，刀尖上行走，留条后路。”杨登瀛只是苦笑，“人情难却，路已选定，只有走下去。”自此，上海滩暗流涌动的信息，沿着看不见的线，流向中共的情报网络。
同年夏天，他通过关节摸清中统在沪布局，将地点、人名、密码本整套送出。几个月后，他递来另一份密电，提醒中央谨防罗亦农被秘密移交。营救虽因时间差失败，却提前锁定了出卖者霍家新，蛛丝马迹得以保存。失去罗亦农，令人扼腕，但情报价值被最大限度挖掘，日后成为侦破队伍的“导航图”。
1929年秋，白鑫告密导致彭湃就义。白夜交织的上海雨夜，陈赓手枪声响，叛徒轰然倒地。追忆当时的杨登瀛，只留一句话：“迟到的正义，也得有个了结。”这次清障行动，让中统疑心大起，却苦无证据。恰恰因为对杨登瀛过于信赖，他们交给他的材料愈发机密，他与共产党之间的隐蔽输电线反而更加通畅。
1930年春，黄埔一期生黄第洪的变节给蒋介石带来捕获周恩来的机会。蒋的手令直达上海：“拿下周恩来，立大功。”杨登瀛奉命接手，却立即把内幕一字不漏送到特科。周恩来随即布下反伏击陷阱，数小时后，一声枪响葬送了黄第洪的“立功”妄想。
救人与自保往往只隔一线。1931年4月，关向应落网。英国巡捕房看不懂中文卷宗，杨登瀛“好心”拿回翻译，一夜之间换掉机密原件，让对方以为抓错了人。几天后，关向应刑期骤降、安全转移。暗夜里，杨登瀛点燃一支烟，对连德生低声说：“走得越快越好，风向已变。”谁料半月后，顾顺章叛变，点名要抓杨登瀛。陈赓递给他几根金条，劝其暂避锋芒，他却摇头：“我不走，走了更可疑。”结果真被捕，他硬撑半年，愣是一句不里外。
逃出生天后，杨登瀛的仕途名存实亡。国民党给了个无实权的反省院副院长，让人监看，形同软禁。全面抗战爆发，他留在战火中的南京，渐渐被遗忘。等到1949年底解放军入城，昔日特工头子的行囊只剩几个旮旯摊位和半瓶廉价香烟。
镇反时被捕，陈赓的电文保住了他；1952年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又添一封信，为他的“往日功”增信。最终，法院改判管制，南京市每月资助百元。军区还把他接到北京配假牙、做体检，照顾衣食起居。朋友面前，他自嘲一句：“牙好了，吃饭有味，往事却难咽。”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收笔。1966年风暴骤起，曾经的“潜伏者”被戴上“汉奸”“大特务”帽子。批斗中，他一再坚持：“陈赓是纯粹的革命英雄，你们要骂冲我来。”皮肉之苦，他都认；供词材料，他一字不写。1969年12月19日夜里，这位曾两度易名的老人气息奄奄，含糊嘀咕：“周总理最清楚……”
噩耗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他功大于过。”七年后，弥留之际的总理仍拉着罗青长反复叮嘱：“要记下他的名字，他帮过我们。”
回首这段跌宕人生，杨登瀛似谍似友，外人难以归类。历史档案里，他是国民党调查科高官；中央特科的秘密记录中，他却是最关键的“上线”。在最残酷的密战岁月，他用一纸电报、一张名片，救过无数人，也把自己送进万丈深渊。对错功过，后人自有评说；然而一个事实已写进卷宗——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曾站在正确的一边，这一点，足以解释周恩来最后的那声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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