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4日傍晚，北平秋风凉爽，天安门城楼上旗帜猎猎。距离北平和平解放不过八个月，城内已没有硝烟的味道，只剩络绎不绝的自行车铃声与胡同口的叫卖。就在这座古老城市恢复日常的同时，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进入了最紧张也最令人期待的阶段：干部任免名单宣读。
大会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一侧墙上挂着巨幅红底黄字“团结胜利”标语，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穿着各式服装，有边疆少数民族的彩色氆氇，也有身着长衫的学者。人们悄声交换名片，又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前排：周恩来端坐中央，面前放着厚厚的文件夹；傅作义则在靠左的位置，神情略显紧张。
想到半年前那场生死抉择，傅作义心中仍涌起阵阵波澜。1月21日，他用一份几百字的通令让三十万旧部停止抵抗，为北平省下无数百姓性命。1月31日拂晓，解放军入城，孩子们把冰雪化成的泥水溅到战靴，他却笑着说：“脏了就脏吧，只要城保住就值。”如此念头，外界无人知晓。
2月23日，西柏坡。雪后初霁，他顶着寒风前往党中央驻地，自称“罪人”请罪。那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语气平和：“功大于过，北平无战事，你立了大功。”一句“同志”，让他热泪盈眶。自此，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在他脚下展开。
三月，中央进驻香山。傅作义的警卫团因叛乱被分散，他羞愧难当，依旧得到信任；八月，他奉命北上说服董其武，最终换来绥远四万将士的起义成功。接连的考验，让他看见新政权用人惟公的胸怀，却没想到真正的“惊雷”还在不远处。
24日晚八点，周恩来在主席台上站起，调整话筒。会场瞬间鸦雀无声，只剩铅笔掉落地面的轻响。周恩来环顾四周，声音洪亮而温和：“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决定，任命——傅作义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话音未落，所有目光刷地聚焦到那位西北汉子。
一秒、两秒，短暂凝滞后，傅作义霍地起身。他高大身躯在灯光下投射出挺拔影子。只见他抬手敬了个军礼，随即用洪亮的声音喊出：“毛主席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如同冲破寂静的礼炮在殿堂里回响。人群先是一愣，随后笑意奔涌，掌声、脚步声交织，整个会场似要被热浪推翻。许多代表忍不住站起来，用力鼓掌，一些身着灰布军装的新四军老兵甚至吹起口哨。
“好！”坐在侧席的张治中情不自禁拍案叫好。周恩来放下文件，镜片后的眼神柔和，却也掩不住欣慰。此刻的掌声，不只为了一个职位，更像是给那段刚刚翻过的历史掷出的一声注脚：旧与新可以在此刻握手。
激动褪去，会议继续。夜深人静时，傅作义回到住所。灯下，他翻看新中国的水利蓝图——黄淮治理、淮河勘测、密云水库的初步设想，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标注。有人提醒他：“部长，水利是门新学问，困难可大。”他笑答：“不会就学，学得慢，就跑到现场住。”说到做到，翌年春，他已踏遍海河、黄河、淮河沿岸，随身带着小折尺和速写本。
1950年夏，淮河防汛。雨水如注，险情不断。他趴在大堤上，裤腿泥水齐膝，仍亲自查看渗漏点。身边技术员劝他回指挥部，他摆手：“水情不等人。”七年后，新中国第一套系统性淮河防洪工程雏形完成，昔日“釜底抽薪”般的急流得到调控。那年，64岁的傅作义头发花白，却在竣工仪式上坚持站了一整天。
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始终保留军人作风：会议准时，文件必读。有人背地议论“外行当部长”，可数据不会说谎。1958年，全国大中型水库建设数量跃升，水利部每周通报一次进度，他的批示常常只有四五个字，却直指要害。周恩来也曾笑言：“傅部长改行改得挺快。”
有意思的是，他对旧部管得并不松。原警卫团打散的士兵，有几人申请到水利工地当爆破手，他亲自审核档案。批复上只写一句：“俭以养德，工地见。”老兵见到批复，心里酸涩又敬服。
时间推到1955年大授衔。军委办公厅讨论时有人问：傅作义若在军队，排何衔？档案干部翻阅履历——北平第一兵团司令，绥远起义关键人物，东北军旧将……结论是：大将呼声极高。毛泽东听取汇报时说：“若他还在军队，上将就委屈了。”最终，傅作义身穿便装站在观礼台，注视一批又一批昔日对手、如今战友佩戴红星勋表。
1972年，他因积劳成疾请辞大部分职务，仍关心水利枢纽进展。1974年初春病情恶化，中央连夜调专家会诊。周恩来前往医院，握住他的手：“毛主席说，你在北平的功绩极大，国家不会忘记。”傅作义微微点头，目光落在窗外枝头最后一片残叶，轻声回应：“但愿黄河安澜，百姓无恙。”
那声“毛主席万岁”距今已七十余年。它响起时，人们拍手称赞；它淡去后，一个曾被视为“顽固军阀”的将领，始终在滚滚河水与泥沙中奔走。他的命运折射的，是新中国给出的答案：信任可以化解旧日的对立，建设才是最终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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