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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0年,唐朝攻灭北方的劲敌突厥汗国,始将兵锋朝向西突厥治下的西域。至7世纪中叶,唐朝彻底征服西突厥各部,自河西走廊以西直至中亚的广大区域被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开启了其主导陆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西域与中西交通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远超前代,盛唐也往往被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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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墓葬中出土的长发突厥骑兵

在8世纪后半叶,安史之乱迫使唐朝空虚其西北边防,吐蕃趁机进踞陇右、河西,西域地区则进入吐蕃与漠北回鹘汗国争霸的时期,中原王朝自此丧失对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各地的直接统治。此后的汉文传世文献对这些地区再无系统性记载,丝绸之路因此留给世人一种衰落之感。

然而,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真的就此衰落了吗?唐元之间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历史面貌究竟如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我国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遗址被陆续发现、发掘,以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字资料的出土,尤其是其中的吐鲁番文书,为我们钩沉往事、重现历史提供了线索和证据,也牵引出这段时期活跃在西域和丝绸之路舞台上的一大主角——回鹘人。

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时代

658年,唐朝彻底平定西突厥,将西域的广大地区纳入其统治下,“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开始主导西域地区的东西交通。到8世纪初,唐朝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屯重兵驻守西域,在交通道路沿线列置军镇戍堡,护卫道路安全。

这一时期,唐朝通往中亚主要有两条干道,一条是“安西入西域道”,从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出发,向西沿天山南路行进至乌什,从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翻越天山,经热海至碎叶,由此前往中亚西部;另一条可称为“北庭入西域道”,从庭州出发沿天山北麓进入碎叶。这两条道路在西方汇于碎叶,通往中亚西部;在东方则汇于伊州,由此进入河西走廊。

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陇右、河西各州被吐蕃鲸吞蚕食,安西、北庭经河西走廊与中原联系的道路断绝,两地的唐朝驻军只能借道回鹘汗国经蒙古高原进入中原,所谓“回鹘路”由此兴起。回鹘原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在8世纪中叶建立漠北回鹘汗国,取代突厥成为草原诸部的霸主。在789年吐蕃进攻北庭之后,回鹘始与其在北庭、安西等地展开直接争夺,并于9世纪初占领原唐朝北庭全境和安西的大部分地区,将天山南北两路都纳入版图。

绘有西州回鹘统治阶级的壁画(10至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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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西州回鹘统治阶级的壁画(10至11世纪)

实际上, “回鹘路”只是回鹘汗国所控制的丝绸之路交通道路之一,唯因其维系了安西、北庭两地与中原的交通,才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留下记载,而为后人所知。而根据1980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一件回鹘文献残片记载,当时回鹘汗国治下还有另一条官道,其名称在回鹘语中意为 “大众车乘之路” ,即从准噶尔盆地西缘北上至乌伦古湖一带折东,溯额尔齐斯河上游东走,过喀拉额尔齐斯河前往阿尔泰山南,由此进入蒙古高原。这条路线是回鹘汗国引导使臣和贵宾所走之路,应是回鹘汗国通往西方最为便捷易行的官方驿路。

综上可知,在8世纪后半叶,回鹘汗国一方面利用所谓“回鹘路”控制了东部天山地区进出中原的交通,将传统上的西域交通干道天山南、北道都导向回鹘汗国的统治中心蒙古高原;另一方面,回鹘汗国还利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草原之路与中亚西部建立直接联系。从8世纪后半叶直至840年回鹘汗国崩溃的近百年时间内,丝绸之路东部的交通主要受回鹘汗国掌控,这时的东西交通干道皆经过蒙古高原,交汇于回鹘汗国的统治中心牙帐城。其遗址喀喇巴剌噶孙的宏大规模正是该城作为当时丝绸之路东部商贸中心的写照。

在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余部最终在东部天山地区建立起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和北庭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在河西走廊建立起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的甘州回鹘政权,直接控制丝绸之路在西域和河西走廊的沿线地区。几乎在同一时期,吐蕃帝国因为内部动乱而崩溃,从陇右、河西直至西域南道各地原本属于其治下的各部族纷纷独立,建立地方政权。两支回鹘政权在人口、疆域和军事实力方面都相当强大,成为这一区域的强国。如此,途经上述地区的丝绸之路交通道路自8世纪中叶逐渐断绝之后,于9世纪后半叶开始复兴,再度成为东西交通的干道。

晚唐、五代、北宋时期西北地区各地方政权和部族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朝贡之事见于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的记载。而在河西走廊以西,行旅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西州回鹘控制下的天山廊道,即天山南道和北道进出西域。其主要原因应是西州回鹘政权对整个东部天山地区的控制以及回鹘商人网络对东西交通的主导。

除了东部天山的商业交通网络,当时在西域南道还有一条从中原到印度求法、巡礼僧人所取的常规路线。当时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在通过西域时,首先要到达西域大乘佛教的重镇于阗巡礼,再循于阗入西北印度。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经西域进入西北印度的路线虽然最终取道位于西域南道的于阗、喀什,但其在离开河西之初却并不取道西域南道,而是先从西州回鹘控制下的天山南路行进,再折入西域南道。同一时期的其他史料也显示,于阗等位于西域南道的政权向东方的交通受到西州回鹘的影响。由于西域南道进出中原的道路被西州回鹘直接占领,于阗等位于西域南道的政权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有时也要依靠回鹘人。一些迹象表明,回鹘人对西域南道交通的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11世纪初叶黑汗王朝攻灭于阗佛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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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山脉

到11世纪30年代以后,西域南道更加兴盛,由此进入中原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多。推动这一变化的历史事件应是在11世纪20—30年代间,西夏先后攻灭西凉、甘州回鹘等地方政权,占领从凉州直到沙州的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因为西夏与宋朝间的战争关系,想经过河西进入宋朝贸易的回鹘和穆斯林商人不得不另辟他径。在这种背景下,从南绕过河西走廊途经青海直抵北宋秦州的道路兴起,因其主要借道青唐羌政权,因此被称为“青唐道” 。经这条道路,西域的商人可以直接抵达北宋境内贸易。相较于西州回鹘治下的天山南北两道,西域南道距离更近,可以经阿尔金山口进入柴达木盆地直接与此路联通,因此穆斯林商人反而比西州回鹘商人更容易借助此道前往北宋贸易。

丝绸之路绿洲城市的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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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的匮乏,学界对于唐元之间丝绸之路的贸易活跃程度缺乏直观的认识,甚至对其通断与否都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下面,我们不妨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一探究竟。

在今日吐鲁番鄯善县东端分布着一片东北-西南向延伸的狭长绿洲,其上坐落着吐鲁番地区最东部的乡镇一级行政区——七克台镇。从此再向东,则将离开吐鲁番盆地的绿洲,进入荒无人烟的百里风区,踏上前往哈密绿洲的必经之路。

7世纪初,唐僧玄奘西行经过吐鲁番盆地时,今七克台绿洲一带尚不见有聚落人烟。贞观十四年(640),唐朝攻灭麹氏高昌国,在当地置西州,将吐鲁番盆地纳入版图。今七克台之地始置一烽燧,称赤亭烽,成为唐朝扼守西州东方的一处军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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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图

随着唐朝统治逐步确立,占据交通要津的赤亭地位愈加重要,至迟在神龙元年(705)已经升级为有一定驻军的镇。赤亭镇的驻军在当地开发土地屯田,成为赤亭绿洲最早的开发者。有唐一代,赤亭的建制最终由镇升级到更高级别的镇戍单位守捉,长期驻有一定数量的守军,但当地始终没有居民聚落。

天宝十载(751),岑参于武威先后送别刘单判官、李副使二人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行营,为二人各赋送别诗。《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开篇便作:“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火山”当指东西向穿行吐鲁番盆地的大路所依傍的火焰山。“赤亭道口”已经和火焰山一样,成为进入西域地区的道路地标。《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专门描写了西行往安西沿途之艰苦,作:“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所谓“多飘风”,应指从东趋向赤亭的道路沿途所经过的百里风区,常年风沙动地。作者在诗中着墨于赤亭,不但说明该地已经成为唐代进出西域之路的交通咽喉,也反映出赤亭周边仍无人烟,是“寒驿”“边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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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集书影

8世纪末叶,漠北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唐朝的安西、北庭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东部天山地区由此进入回鹘时代。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大批回鹘部众迁徙至东部天山地区定居,开启了当地人口的回鹘化。而回鹘时代当地最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回鹘人以唐代赤亭城址为基础,发展形成一座城市聚落,至迟在10世纪即已成型。该城市聚落的中心为赤亭城,有行政长官“城主”,周围有农村聚落、佛教聚落和景教聚落。

作为丝绸之路东西交通路线的咽喉,赤亭绿洲城市聚落的出现和扩大,应当是回鹘时代丝绸之路贸易活动更加繁荣的直接结果,也是回鹘时代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发展的一处缩影。我们可以发现赤亭这样的新兴城市在回鹘时代绝非个案。类似的城市聚落生成过程,不只见于吐鲁番盆地交通道路沿线,而是西州回鹘治下整个东部天山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些城市的兴起说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经济贸易活动实较前代更为繁荣和活跃。

源出蒙古高原的回鹘部族通常被认为属于游牧文明,但在其迁入东部天山地区之后,却主动选择了定居生活,并将当地的城市化水平推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度。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需要纳入考量的一个特别因素是改宗摩尼教对回鹘的影响。回鹘汗国第三任可汗牟羽可汗在其治下将摩尼教引入蒙古高原,使回鹘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将摩尼教奉为国教的政权。随着越来越多的摩尼教僧侣来到蒙古高原回鹘汗国的腹地定居和传教,必然要在当地建设僧院、庙宇和其他定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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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书页插画,公元9-10世纪

除了摩尼教僧人和围绕着教团定居的信众之外,摩尼教的传播还带来了大量为教团服务的定居人口。摩尼教僧侣依教法无需参与生产活动,因此回鹘汗国境内必然要有一定数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摩尼教僧侣和世俗信徒提供传统游牧经济所不生产的农产品。由于回鹘统治者对摩尼教僧侣宠信有加,“常与共国”,使其在回鹘汗国享有极高的政治特权,因此摩尼教团的依附人口实际上一定远不止有为他们提供素食的农业人口。随着摩尼教的流行和摩尼教团及其依附人口的增加,其生活方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鹘等游牧部族。

在摩尼教的影响之外,唐朝的文化影响或许也是回鹘人接受城市生活的促进因素之一。与此前的突厥汗国不同,回鹘汗国自始至终与唐朝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先是倚仗回鹘的军事力量平定叛军,后又与回鹘结盟对抗吐蕃,在双边关系中经常处于屈从依附的地位。这不但为回鹘带来了绢马贸易等财富上的收获,也促进了两国之间长期频繁的人员交往,使回鹘人更加容易接触到唐朝的文化,并受其影响。现存回鹘汗国的城址遗迹中大都可见唐朝建筑的元素,有些城市甚至是对唐朝都城的直接模仿。回鹘汗国的精英阶层中有很多人受到唐朝的都市生活文化影响。841年,当回鹘南迁逃往唐朝边境时,甚至请求唐朝将振武军城借给可汗及唐朝公主居住,这表明回鹘统治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据统计,蒙古高原现存属于回鹘时代的城址可能达到40座,远远超过古代其他游牧政权所使用城址数量。

由于贸易和外交活动的频繁,大量回鹘精英和回鹘治下的粟特人来到唐朝的两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并在当地逗留。他们逐渐习惯唐朝精英的城市生活方式,并在城市中建造了自己的宅第。当他们身着唐人服装时,看起来就像唐人,可见其举止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当这些回鹘和粟特精英返回到蒙古高原后,很可能也将其热衷的城市生活方式一并带回。

回鹘西迁使大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涌入东部天山地区,他们不仅占据了唐朝的绿洲城市,还全面继承了唐朝的军事性城址,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新的城市聚落。经历回鹘时代的发展,东部天山地区的城市数量在蒙元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尤其在天山北道涌现出一条城市带,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回鹘人能够迅速接受唐朝的城市遗产,得益于其在蒙古高原时便已经发展出的城市生活萌芽,而其形成的原因有可能归结于商业、摩尼教和唐朝文化的多重影响。

回鹘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兴起

自汉晋以降,出身中亚的粟特商人以其本土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在西域、河西和中原各地建立移民聚落,构建其商业网络,主导着欧亚大陆东部的商业贸易。及至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出于对粟特-突厥系叛军的仇恨,唐朝治下的中原地区普遍出现对胡人的排斥,入居中原各地的粟特胡人后裔采取种种手段隐匿其出身,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原本以粟特地区为中心的粟特商人网络分崩离析,各地的粟特群体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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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石窟寺出土佛教壁画所见商人形象

在这种局面下,最具有优势的商人群体应当是回鹘汗国治下的摩尼教粟特商人。一方面,在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回鹘汗国在对唐朝的交往中取得了政治优势,并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其治下的粟特商人凭借此种优势,在当时唐朝普遍排斥胡人的背景下,反而能够更加顺利地进入中原各地行商获利。

另一方面,从8世纪末叶开始,回鹘汗国就与吐蕃及葛逻禄等部在西域展开争夺。在9世纪初,他们击败吐蕃、降服葛逻禄等部,将东部天山和七河地区纳入版图,其兵锋一度推进到锡尔河流域和费尔干纳,震动伊斯兰世界。当时回鹘汗国实际控制和影响着直至伊斯兰世界的西域广大地区。

及至回鹘西迁之后,其在东部天山、河西走廊建立的政权则直接占据了丝绸之路东段的交通要道,依附回鹘政权的粟特商人网络自然利用这样的政治资源垄断了从东天山至河西走廊进入中原的丝绸之路贸易。

那么,回鹘何以成为商人,又何以取代粟特商人主导丝绸之路贸易呢?回鹘商人登上历史舞台,源于回鹘政权治下粟特商人的回鹘化。导致这一过程发生的关键事件正是回鹘统治者改宗摩尼教。在随回鹘统治者改宗摩尼教之后,粟特商人在宗教、文化上也与回鹘统治阶层趋同,构成其彻底回鹘化的基础。粟特商人在回鹘化的同时,也形成回鹘认同,对外以回鹘自居,回鹘商人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

重审回鹘可汗改宗摩尼教之事,可知其影响不限于利用这种新的宗教信仰凝聚了包括回鹘在内的各支游牧部族,实际上也凝聚了其治下的粟特人等非游牧民众。尤其在回鹘汗国的领土从蒙古高原扩张到西域之后,其治下又增加了西域各地的胡、汉民众,摩尼教这种超越族群的世界宗教便成为凝聚各部族民众的政治工具。

也正因如此,摩尼教教团在回鹘政权中取得超然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开始参与丝绸之路贸易,成为回鹘治下最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商人群体。摩尼教教团与粟特-回鹘商人的结合构成回鹘摩尼教商人集团,成为9—11世纪丝绸之路东段最具代表性的商人群体。回鹘摩尼教教团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就已经沿天山南道分布至今喀什一带,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节点建立据点。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摩尼教教团内部书信所透露的内容则同样印证了他们从事远途商贸活动的事实。

那么,是商人利用摩尼教的势力和交通网络扩张商业版图,还是摩尼教教团依靠商人的网络扩张教团的势力呢?最初的状况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到西州回鹘时代初期,这两股势力已经密切结合,相辅相成,形成摩尼教商人群体,控制着丝绸之路东段的商业和交通。借助他们的网络,便可以实现从回鹘控制的河西和东部天山地区进出穆斯林治下的西部天山地区和中亚西部。

到11世纪初期,西州回鹘的疆域达到最大,向东可以影响到敦煌。而占据河西走廊咽喉的甘州回鹘政权则存续到1028年,一直垄断经过河西走廊入中原的商路。因此,9世纪到11世纪初叶是回鹘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最为兴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西北藩国所遣的朝贡贸易使者多为回鹘人,而在中原各地贸易的胡商也都为回鹘人, “回鹘”这一族群称谓在汉文语境中已经完全可以与胡商划上等号。

1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政治变化使穆斯林商人开始沿丝绸之路南道进入河西以及中原,与回鹘商人展开竞争。同一时期,回鹘摩尼教商人的势力随其教团的衰落而式微,多数回鹘商人皈依佛教,少部分则成为景教徒。此后,在与穆斯林商人的竞争中,回鹘商人逐渐丧失优势地位。到13世纪时,穆斯林商人已经成为在丝绸之路东段占有统治地位的商人群体,回鹘商人则被边缘化。总而言之,回鹘族群不但深刻地改变了西域当地的政治、族群和文化格局,而且作为主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持续影响了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各地区长达6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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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之间的西域与丝绸之路历史研究》

作者:付马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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