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开军事会议。
眼见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南京已经被两路大军合围，情知不能守的蒋介石随即命令在场军政高官，要他们在浙江境内组织一道坚固的防线。
不久之后，何应钦在西湖边的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杭州市长、浙赣铁路局局长等人开会，除要求在杭州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后撤外，还定下了一条颇为恶毒的方案——炸毁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横贯钱塘江南北，是连接沪杭铁路、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炸断钱塘江大桥，就可以阻断解放军的追击之路。
蒋介石过去就曾这么干过。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战局急转直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即下令：
“如果杭州不保的情况下，就炸毁钱塘江大桥，阻止日军北上。”
当时，钱塘江大桥才刚建成，不得已之下，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者茅以升亲自主持炸毁了这座刚刚建成的桥。
时隔十几年，钱塘江大桥再度遭逢厄运，只不过这次成了阻挡人民解放军南下，真是和气讽刺，好在中共地下党、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林枫听说了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做负责炸桥的国民党军工兵营的工作，采取了减少安装炸药量的办法来保桥，使得这座历经苦难的大桥终于保了下来。
不过，至解放初期，国民党当局仍然数次筹划破坏钱塘江大桥。
1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奉令急进，其中兵团下辖的地21军负责解放杭州，其中第六十一师攻市区，第六十二师抢占钱塘江大桥，第六十三师保障侧翼。
至5月3日拂晓，六十二师控制了钱塘江大桥，并挫败了国民党当局企图炸桥的计划。
此后，钱塘江大桥成为我南下大军的生命补给线。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驻舟山的国民党军时不时的派出飞机轰炸钱塘江大桥，尽管有我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但钱塘江大桥还是遭到了不小的威胁。
一次空袭过程中，有两枚炸弹落在了大桥的5号桥墩附近，虽然没有炸塌了桥，但却造成了5号桥墩轻微受损，为了抢修大桥，杭州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支由民兵组成的抢修队，对5号桥墩进行抢修。
国民党当局见舟山的飞机无法对大桥造成破坏，于是就暗中派出了特务，伺机进行爆破破坏。
1949年12月底，杭州市公安局从钱塘江入海口查获了一条走私船，解放军从这条走私船上，逮捕了一名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的特务，从此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毛万里写给一个代号为“502”特务的一封信：
“立即按第二套方案开始行动。”
图|毛万里
根据审讯，特务交代出信中所称的“第二套方案”，就是对钱塘江大桥进行爆破破坏，以便于迟滞或者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
毛万里这个人是毛人凤的胞弟，在杭州解放前，他就从杭州逃出，后来滞留在舟山，继续指挥保密局特务对我军后方进行破坏。
考虑到事态比较严重，杭州市委、浙江省公安厅要求杭州市公安局在驻杭州的第七兵团保卫部门协助下，尽快破获此案，确保钱塘江大桥不被破坏。
不仅如此，市公安局还每天派人到钱塘江大桥，对护桥部队以及民工队反复传达上级的指示：
“由于舟山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无法达到破坏大桥的目的，他们已经命令潜伏在杭州的特务进行人工破坏，大家提高警惕。”
也正因为如此，隔了没几天功夫，就有民工队的一名桥工萧江到负责大桥附近地区社会治安的闸口派出所举报，声称自己发现了可疑的情况。
2
1950年1月初某天晚上，萧江在结束了夜班工作后，返回距离大桥不远的临时住所休息。
根据萧江的描述，当他走到与大桥相连的大通桥街头，听到了前面传来敲门声，一个身穿浅黄色军装的人敲响了位于大通桥街5号小杂货店的门。
萧江对这个小杂货店并不陌生，因为他自从参加民工队以来，就经常和工友们在这个杂货店买东西，对杂货店老板家的情况也比较熟悉。
这个杂货店的店主名叫余斌，根据店主的说法，他们这个杂货店原来设在市里的城头巷，说是因为城里生意清淡才搬到这边来的。
不过，余斌将杂货店搬来以后，并没有用心经营，而是在在闸口炮车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小店就交给了他的妻子操持。
也就是说，在当天晚上，杂货店里实际上就只有老板娘一个人。
那么深更半夜，这个身穿军装的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几乎就是在一刹那，萧江立马起了疑，这个身穿军装的人，深更半夜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这里，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在筹划其他什么事儿。
萧江想起来白天公安局派人来传达上级指示，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于是他就躲在距离杂货店不远的墙角。
大约两个小时后，那个身穿军装的人才小心翼翼的从杂货店中走出，只见他左右看了一下，见四下无人，悄悄又向江边走去。
萧江借助着昏暗的路灯，认出了这个人：
“这不是江边巡逻的解放军107艇的副艇长陈细皋吗？”
原来就在驻舟山的国民党军轰炸钱塘江大桥后，负责守桥的第七兵团部队首长为了加强保卫，除了岸边布置的一个营的兵力外，还特意增调了一艘炮艇专门负责大桥上下游水面的守卫。
萧江所在的抢修大桥的运输船和107炮艇平素都是停靠在大桥上游一个简易码头，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很熟悉。
为了避免认错，萧江又跟着走了一段，一直看到这个穿着军装的人上了江边一艘炮艇，他这才确定，自己没看错人。
萧江知道解放军部队纪律的严格性，而眼前这个人鬼鬼祟祟，摆明了是有什么问题，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到派出所汇报这件事。
这天上午，杭州市公安局的社会处处长方剑和助手小马正好来闸口派出所检查布置工作。听到了萧江的话，顿时就上了心。
听了萧江的汇报后，方剑立马返回市局，对掌握的线索进行了梳理。
原来，这个107炮艇原属于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炮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渡江战役后，这艘炮艇在安徽大通县境内被迫起义，小艇上一共有四人，分别是艇长潘长裕，副艇长陈细皋，轮机手蒋荣钦和驾驶员何法宝，都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军。
1949年8月，107炮艇被抽调来参与大桥水面保卫任务，归守桥部队第三连指挥，不过艇上的事务因为专业性比较强，第三连并没有过多干预，平素都是由艇长说了算。
杭州市公安局对107炮艇的情况展开调查，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副艇长陈细皋和杂货店女老板凌铁桃私下里幽会已经不止一次两次，而且很多人都知道。
早些时候，杂货店的老板余斌就让妻子凌铁桃多和艇上的官兵多走动，并为艇上的官兵浆洗缝补衣服。时间一长，107炮艇上的四人对这个余老板自然是感激涕零。
凌铁桃当时年仅28岁，虽然已经嫁人，但仍风韵犹存，凌铁桃平素也有意无意的卖弄风骚，惹得107炮艇的四个人都是心潮澎湃。尤其是陈细皋：
“余老板和老板娘挺够意思。”
这四个人毕竟都是原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都心不甘情不愿，因此当着余斌的面，常说我党我军的坏话。
1949年11月以后，余斌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回家，这无疑给了陈细皋机会，一来二去，终叫他给得手了。
一直到后来无意间给萧江撞破了。
方剑掌握了这个线索后，怀疑余斌就是那个代号“502”的特务，特意调了一批市局存放的档案，才发现这个余斌的不凡之处。
余斌是浙江萧山人，1946年就进入国民党国防部新闻训练班第三班分班受训，毕业后加入蒋经国系统的特务机构，解放前夕在杭州任国民党“青年救国团”少校参谋。后来经过审讯特务得知，余斌此人解放前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浙江派系中的一员，还是少壮派的中坚之一，一贯仇视共产党和解放军，而他的顶头上司就是毛万里。
尽管能够查实这个余斌与国民党当局特务有关，但以上这些毕竟都是旧档，毕竟当时刚解放不久，同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人很多，不能把这样的人都抓起来。
余斌在解放后，十分老实本分，期间与妻子凌铁桃开了一家杂货铺为生，平素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没有办法证实余斌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的特务。
唯一能够确认的是，107炮艇上的几名起义人员行为都有可疑之处，因此杭州市公安局特意与守桥部队打了招呼，将重点都放在这上面。
3
守桥部队在接到闸口派出所的消息后，对107炮艇的情况已经上了心，还准备派一名懂技术的人员进炮艇。
巧的是107炮艇的艇长潘长裕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当时已经被调离炮艇在医院养病，组织上趁此机会，将那名同志安插在炮艇上。
陈细皋这个人并不是职业的间谍出身，他根本就没有察觉，组织上已经怀疑他，那名潜伏的同志上了船以后，一顿酒的功夫，两三句话就把陈细皋的底细套了出来。
原来107炮艇已经完全被敌特组织收买，参与到了炸桥的行动中，而收买107炮艇的不是别人，就是余斌夫妇。
就这样，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敌特收买107炮艇准备炸桥的所有内幕。
1950年10月24日，闸口火车站报告杭州市公安局，称有一名神秘人物接触了余斌，两人在附近一家饭店里还吃了饭。
巧的是，当时杭州市公安局也接到了消息，称一个叫左利斌的国民党特务于近期潜往杭州一带活动，行踪不明。
方剑调阅了余斌的档案后发现，余斌此人有一个叫左利斌的亲戚，两人是连襟，左利斌在解放前曾在国民党联勤总台13台任主任，后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从南京撤退，左利斌被任命为伪总统府电台室主任与特密组长，是中统特务，此人后来随国民党当局撤退到了台湾。
方剑怀疑，这个和余斌见面的人就是左利斌。
同年10月29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了案情通报会，会上讲了已经掌握的107炮艇和余斌的情况。方剑建议，对余斌暂缓抓捕，利用他吊出左利斌。
考虑到事态紧急，方剑也顾不上危险，他决定化妆成毛万里派来的特务冒险和余斌接头，并冒充毛万里写了封假的信给余斌。
余斌一看信上就是毛万里的字迹，也很干脆的就承认，自己就是“502”。
这下也不用藏着掖着了，杭州市公安局通过余斌顺藤摸瓜，把所有受命潜伏到杭州的特务一网打尽。市公安局后来经过审讯后，大致还原了所有事情的经过。
1949年5月，浙江萧山解放前，余斌只身逃脱，至舟山定海后遇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毛万里，在毛万里指示下，余斌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突击支队”支队长兼伪萧山县副县长，代号“502”，潜伏在杭州伺机搞破坏。
当时，杭州已经获得解放，全市曾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抓捕敌特的运动，余斌因为始终没有接到指示，始终没有活动，所以成了漏网之鱼。
事实上，杭州市公安局1949年12月截获的保密局的信，就是给余斌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命令潜伏在内地的特务伺机而动，配合反攻。
当时，余斌虽然没有接到指示，但心思早已经活泛开，为了立功，他联系了另外一名潜伏在闸口火车站当司机的特务孙秀。
孙秀本来有自己单独的任务，他是负责获取地面目标信息，以便于国民党空军轰炸，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潜伏在上海国民党地下电台，能够接到台湾方面的新的指示。
和正因为如此，几乎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同期，余斌就接到了在台湾的毛万里发来的指令：
“寻找机会，适时对华东铁路的枢纽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炸。”
当时，余斌已经利用凌铁桃，把107炮艇上的陈细皋等人掌握的差不多了。后来经余斌一再金钱收买，陈细皋同意了他的计划，准备利用107炮艇对钱塘江大桥实施爆破。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原属中统特务的左利斌也联系到了余斌，一听他筹划了一个爆炸案，立马也动了心思，他建议余斌甩开毛万里系统，和他联手单干，到时候由他们两人单独上报，借此独揽功劳。
余斌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左利斌的建议。
恰好这时方剑伪装成毛万里的手下与余斌联系，余斌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私底下与左利斌的谋划已经暴露，情急之下，也顾不上辨别方剑的身份，这无疑也给了方剑机会，令他能够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不久之后，孙秀在上海被捕，并起获了国民党潜伏电台一部，107炮艇上的四人也在随后被公安机关控制。
1950年12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埋伏在107炮艇周边的公安干警成功捕获了来送炸药的左利斌，当天夜里11时，尚不知情的余斌在闸口火车站宿舍被我公安干警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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