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先生，我……我不该活着！”许广平抓着门框，声音颤抖。屋外细雨，鲁迅沉默半晌，只回了一个字：“进去。”
对任何知识分子家庭而言，新生命本应带来欢喜，可在当时的上海弄堂里，未婚先孕仍等同于名誉崩塌。许广平把自己关进卧室，双拳砸向腹部，木床震得嘎吱作响，隔壁邻居错以为她病发。鲁迅站在门口，没有推门，也没有劝阻，他清楚，眼前的痛苦并不是一句“别打了”就能消解。
那一夜，他写下长信寄往北平，收信人只有一个：母亲鲁瑞。信里没有半分文学家的骄傲，只有对一个“父亲”身份的茫然：我与广平相守四年，罪在我，望母亲定夺。
事情要追溯到六年前。1923年冬，北京女子高师里，一个留短发、穿灰呢外套的姑娘坐在第一排。讲台上的中年男子瘦削、衣袖磨出白边，却能把《史记·刺客列传》讲得满室静默。鲁迅对学生好奇已久，却在那天第一次记下一个名字：许广平。
课后，她递上一页方格纸，问：“先生，刺秦之后，荆轲是否真无悔？”鲁迅抬头，看到她眼中的执拗。那股劲，与自己年轻时离家出走学医如出一辙。一个问题成了两人对话的起点。随后一年里，他常收到小楷写就的札记：请批改。每一页旁边，空出足够写批注的位置。
1925年“反杨荫榆事件”把两人推到同一战壕。为抵制校长专制，师生连夜印刷传单、张贴标语。鲁迅肺病复发仍坚持撰文声援，许广平偷偷将他写到半夜的稿纸收起，带去刻蜡板。后来鲁迅回忆那场校园风暴，只说了一句：“是学生救了我。”救的不是生命，是信念。
1926年盛夏，为避风头，他们选择各赴一城：鲁迅去厦大，许广平赴广州女师。分别前夕没有浪漫告白，只一句“记得写信”。可是两地邮路漫长，为确保彼此信息畅通，两人约定：每封信都附带寄出日期与当地邮戳拓印。后来学者统计，两年间他们往来书信三百余封，平均每天半页。
1927年初，广州革命形势急转，鲁迅忽然现身许宅。这次相聚，直接改变了一生走向。动荡中，他们搭乘“山东”号离开黄埔，抵达大批左翼文化人汇集的上海虹口。木板房狭窄，床铺与书桌只有一步距离，许广平却说：“够了，能写稿就行。”
上海街头流言比雨点更密集。鲁迅名义上仍是“有妇之夫”，朱安为他侍奉高龄母亲，这是世人眼中的“正统”。许广平清楚自己肩负的骂名，却仍替他挑灯校对《彷徨》。两人没有领证，也没有办礼；在当时，这意味着孩子若降生将被视作“私生”。
于是，怀孕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广平觉得自己连“母亲”的资格都谈不上。她一边痛哭，一边狠捶肚皮，试图用疼痛抵消羞耻。鲁迅外表冷静，内心焦灼：劝，无济于事；拦，也许更伤她自尊。最终，他选择把决定权交给母亲。
北平回信很快寄到。鲁瑞老人只有两句话：“周家要血脉，孩子留下。”同时，她允诺接纳许广平，朱安毫无异议。得到家中松口，许广平才停止自残。她从床上抬头，双眼红肿，却第一次摸了摸腹部，轻声说：“小东西，你留下吧。”
1930年9月，儿子海婴出生。许广平难产，鲁迅守在产房外，满手冷汗。北京老太太寄来干枣与棉衣，又絮叨要多添被。隔着千里，家的概念第一次在许广平心里落了地。
生产后，她仍保持学生时代的简朴：自己裁布、踩缝纫机，给鲁迅做长衫。稿费越来越多，可许广平觉得新布料“不吸汗”。她调侃丈夫：“你若真怕丢脸，就别抬手，让袖口遮着补丁。”鲁迅笑骂“革命成本太低”，却照穿不误。
1936年秋，病榻前的鲁迅已无法长时间说话。医生建议赴苏联疗养，宋庆龄也发来电报力邀，他只摇头：“树离了土，活不了。”许广平答不上话，只能把鲫鱼剔净小刺，再熬成汤，盼他多喝两口。十月，鲁迅病逝于上海。
守丧期刚满，她一纸公证，把鲁迅全部著作版权捐给新中国出版机构，一分钱不留。很多朋友不解，她解释得很简单：“稿费能养一个家，书却能养活一代人。”
此后二十余年，她整理十几万字手稿、往返各地搜集遗物，甚至把鲁迅生前用坏的烟斗都编号存档。海婴曾抱怨母亲“比旧学者还古板”，许广平淡淡回了句：“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你以后会懂。”
遗憾的是，1968年3月3日，70岁的许广平因心脏骤停辞世，未能见证鲁迅全集的最终定稿。但那个雨夜里，她握着腹部时的绝望，早已转化为另一种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保住了周家的血脉，也保住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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