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城天空泛起秋日特有的淡紫色云层，南池子那处青砖灰瓦的小院却透着些许紧张气息——黄克诚刚刚结束一天文件口授，坐在廊下喘口气，警卫员低声提醒：“胡部长要到了。”这句话成为当晚所有故事的序曲。
门响，胡耀邦没寒暄太多，几步进屋直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请您到中央纪委担任常务书记。”话音落地，屋里沉了几秒，黄克诚微侧身体，用剩余的一点视力对准来客，慢条斯理回了句：“我这副眼睛只能看见亮光，去纪委恐怕力不从心哇。”这一回合不欢不拒，胡耀邦留下一句“再考虑考虑”，匆匆离开。
距离胡耀邦第一次上门不过五天，第二次敲门声又响起。胡耀邦带来更具体的安排：不用坐班、配三名秘书、所有文件先读给黄老听，再拿口头批示。黄克诚连连摆手：“常务书记不常务，算什么常务书记？秘书多了反而耽误事。”胡耀邦无奈，只好再退一步：“好，那您再想想。”院门口的石榴树掉下一枚红果，砸在青砖上，声音闷得很，像黄克诚心里的犹疑。
第三次登门已是11月中旬的寒夜，北风刮得门轴直响。胡耀邦把外氅一脱，笑道：“黄老，这可是最后一次‘说客’行动了，中央希望尽早得到您的答复。”黄克诚仍说身体、说眼睛，还劝胡耀邦启用年轻人。胡耀邦拍拍老将军的臂膀，语速放缓：“党风问题不等人，中央纪委需要一个敢讲真话、又懂军队作风的老同志坐镇，合适人选实在不多。”说完留下一封写明常委会决定的信，转身离去。夜色里，胡耀邦的脚步声带着几分执拗，也带着几分期待。
第二天一早，黄克诚让秘书把自己扶上车，直奔中南海西花厅。他要当面找陈云把话挑明。陈云比黄克诚大三岁，早年在上海地下党里就与他相识，两人交情深。听完黄克诚“不敢受命”的理由，陈云沉吟片刻，摘下眼镜轻轻揉额角，低声开口：“黄老，党到了要整饬作风、重树规矩的时候，我们这些经历过生死的大兵团干部，不挑担子谁挑？眼睛不好可以配助手，心里有杆秤才要紧。”黄克诚想还嘴，却被陈云握住手腕一句：“别忘了红军长征时的团城战斗，你那副‘看不清’的眼镜照样能看准大势。”屋里安静了好一阵，钟表嘀嗒声像催促的鼓点。黄克诚叹口气：“陈老，如果中央真觉得我合适，我服从组织。”话刚落，陈云笑意浮上脸庞：“这就对了。”
决定一经作出，黄克诚便不再纠结。11月25日，他在中央军委顾问的基础上，接过了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任命。秘书们原以为黄老会留在家里批阅报告，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他竟拄拐杖摸到机关：“常务书记不常务，那还叫什么常务书记？”话说得直白，办公室顿时忙碌起来。
进入纪委后，黄克诚首先抓请示汇报制度，凡重大案件必须三级请示。有人觉得程序繁琐，他一句：“打仗要有预备队，办案也要有兜底。”说得众人无话。处理拖延公文时，他习惯盖一方旧铜印——狮子头印章在延安时期就用过，很多干部见印如见人，文件立刻流转加速。有人私下议论“黄老靠威望压人”，他听见后哈哈大笑：“压得住就说明公道在，此印若压不住，说明我理亏，压也无用。”
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对干部处理既严格又护犊。一次中纪委审核某省案卷，同案人里有黄克诚在抗战时期的老部下。材料一摆，他先是沉默，随后只说一句：“纪律面前无老部下。”案子照章办结，涉及干部该处分就处分，但他暗中嘱咐地方组织部：“家属有困难，地方要负责解决。”公私分明，机关里传为佳话。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继续担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会上，胡耀邦与他擦肩时轻声说：“黄老，幸好您没推辞。”黄克诚却回应一句玩笑：“推辞三次，还是没拗过你小胡。”场面轻松，却让旁听者忍不住动容——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雏形，就在这些看似随意的对话和一次次坚持里奠定。
1982年，中纪委换届，黄克诚已双目近乎失明，但仍被推举为第二书记。省委连续请示能否免去职务以便休养，中央批复只有一句：“按本人意愿。”黄克诚得知后，对秘书说：“人老眼盲心不盲，再干几年不算多。”此后两年，他靠听读文件、口授批示，直接参与审理30余起要案。每当有人担心他劳累过度，他总拿那句老话自嘲：“上看不见天，下看不见地，中间看不见人，可事情要办，心里有亮光就行。”
回望1977到1982的这五年，黄克诚从军委顾问转至中央纪委，既是组织安排，也是时代所需。胡耀邦三番登门的执着、陈云语重心长的劝诫，与其说是对一个老将军的挽留，不如说是对一名共产党员担当精神的呼唤。黄克诚用行动证明：身体可以衰老，眼睛可以失明，可只要信念未泯，老同志同样能挑起硬担子，为后来者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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