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秋的一个午后，中南海西门外的老槐树下，警卫员忽然听见有人轻声招呼：“我找润之。”来人鹤发童颜，拄着一根竹手杖，正是久居长沙的王季范。二十三年前的湘江码头诀别仿佛还在昨日，如今新中国奠基，他应表弟毛泽东来信，只身北上。
毛泽东得知消息，立即放下文件赶到门口。见到那张略显消瘦却神采依旧的脸，他抬手敬了个军礼：“九哥，风尘仆仆，辛苦了。”一句“九哥”，一声“润之”，把两人从师生与表亲的双重身份，一下拉回到了长沙城头的青春岁月。那时的毛泽东刚从湘乡东山高小闯荡到第一师范，常常为学费发愁；王季范掏出自己微薄的教职薪水，塞进他手心，“好好读书，莫辜负自己。”此情此景，二人对望一笑，心意尽在不言中。
交谈很快跨越时空。王季范忆起那场轰动一时的“驱张”风波：毛泽东彻夜重写宣言，自己半夜赶去杨昌济家“救火”，终让校长撤回开除决定。毛泽东感叹：“若无九哥撑我，怕早成了湘潭小贩账房。”王季范却说：“若非你胆识过人，我哪里帮得了这大忙。”言罢对饮，各自莞尔。
饭局间隙发生了题中那一幕：毛泽东口渴，习惯性拿起随身水瓶，拧盖大口灌了两口。王季范瞥见，眉头微蹙，“润之，为何对我这般客气，还随身带壶水，怕我家的杯子不干净？”一句玩笑，却透着真情。警卫员赶忙解释，主席外出必须自备水具以防意外，乃组织纪律，并无生分之意。毛泽东将瓶盖一旋放到桌上，端起王季范面前的白瓷茶碗：“那就用你的杯子，免得你误会。”屋里响起一阵朗笑，拘谨的气氛一扫而空。
这一晚，两人一直谈到更鼓时分。王季范关心表弟身体，劝他别再熬夜批文件。毛泽东指着案头未尽的电报说：“长夜里，耳边全是前线的枪声，睡也睡不踏实，索性干活。”王季范沉默片刻，只叮嘱一句：“可别拿健康跟天下人赌。”
在北京住了月余，王季范的性子按捺不住。他对毛泽东言道：“我虽年过花甲，手里却还有笔，别让我吃闲饭。”毛泽东想了想，“你去政务院做参事，帮我们多出主意。”王季范推辞不及，只得应下。几周后，他正式走马上任。会议室里，这位白发先生提笔如飞，仍旧字迹遒劲，小字报、备忘录，一式两份，交到周总理手中。有人劝他坐公车，他摇头：“能用双脚不必用汽油，国家的油票得花在刀刃上。”
王季范的清简一如当年。宣武门头发胡同的旧宅屋顶漏雨，后勤处来维修，他只准换几块瓦，不许添砖加瓦；说是“主席住的菊香书屋也没铺地毯，我铺了，岂不惹人笑”。亲友北上探望，总爱拎着两大包土特产，他却先在门口拦下：“不许送礼，空手来就行。”唯独给老伴雇的湖南籍张妈，他特意嘱咐家乡亲戚捎来几把棕刷子，“刷锅得用老家货”。
求职者上门，他一贯严格。妻弟肖某远道而来，希望借光在京谋差。王季范听罢，直言利弊：“你半生务农，又不懂技术，这边更需要下地的好手，回乡才是正道。”面子话没留，家里小吵一架，事后却无人再来叨扰。相反，那位自美归国的年轻兽医，却因他的一封荐信奔赴西北牧区，如今已成草原畜牧科研的顶梁柱。这正是王季范的“举贤不避亲，荐才不徇私”。
时间再退回1930年代。当年白色恐怖甚嚣尘上，长沙地下交通站几度被破坏，王季范的寓所却始终是“保险箱”。从赵世炎的简报，到杨开慧义士的密信，他都是唯一的临时保管人。国民党警探敲门，他稳坐书房，“我不过教学生写字，何事可查”。一方书桌，一盏煤油灯，暗里护送了无数重要文件南来北往。对外人而言，他是谦逊的教育家；对革命者，他是可靠的灯塔。
王德恒牺牲的消息传来，那是1941年农历二月。夜里湘江岸边，王季范把白发头深深埋在手心，再抬头已然平静：“德恒的命，算是献给民族了。”此后，他亲手把儿子葬在偏僻山麓，无碑无名，只插一枝青松，“让后人记得他在大地上尽过力”。
1972年夏日，他在青灰色的旧藤椅上闭上双眼，终年八十有二。灵堂中央，毛泽东花圈简简单单，两行字却沉甸甸。人们说，王季范一生无官气，身后亦如此；既无奢华棺椁，也不设寿宴，只将全部稿费捐作教育。长椅空了，满屋书香还在。老北京的胡同口，如今再听不见那脆生生的湘音，却有人常常提起这位“九哥”——他把一生写进粉笔灰和革命史，也将清白两字刻进了共和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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