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27日清晨，南昌商埠路口的巷子里还挂着雾气，“周之德”被秘密押往卫戍司令部。一位看守低声嘀咕：“这小子到底是谁？”没人知道，他其实叫张国庶，是张国焘最小的弟弟，也是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不到两个月，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省委书记就被凶残杀害。消息在红色根据地迅速传开，却因化名和敌军封锁，真实身份长期成谜。与张国焘有关的风波，更让这段牺牲被尘封。谁能想到，一晃半个世纪，人们仍在为他的烈士资格奔走。
1984年9月，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工程收尾。筹备人员邀孔原题写馆名，孔原爽快答应，可看到名单时脸色骤变。“张国庶呢？”一句追问让现场瞬间安静。负责同志结结巴巴：“名单已经核实……”孔原冷下脸，“这不公平！”他把笔放在桌上，拒绝动手。
事情闹大，与会者才想起这位早期省委书记的“悬案”。孔原与张国庶同窗于萍乡县立中学，彼此在校内组织互助社，后来又一起入党。要说对张国庶的底细，孔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深知好友的英勇与清白。
追溯到1923年，江西安源工人运动声势正炽。就读萍乡中学的张国庶经常跑到矿区旁听演讲，工人领袖的一句“天下是劳苦大众的”点燃了他的青春。加之张国焘隔三差五寄来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年轻人的思想迅速转向革命道路。
1926年北伐军抵达萍乡，国共合作刚刚进入高峰。张国庶与孔原被推举为国民党萍乡县党部常务委员，借公开身份掩护地下组织。形势陡变后，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他化名“周之德”，担任党中央巡视员，仅用一年就挑起江西省委的大梁。
江西党组织当时遭重创，张国庶需要“从废墟里生长”。他一面恢复交通站，一面联络赣西南、赣东北苏区武装。新省委很快带动了全省农运、工运，国民党当局大惊，拿出数万大洋悬赏。叛徒庞云飞出卖了省委机关，5月27日清晨的抓捕由此发生。
刑讯无法撬开他的嘴。敌人换软招，送酒菜利诱。张国庶斥之以“滚开”。这一幕，被守卫悄悄记录在狱中日志。厉刑之后，7月5日，他与妻子晏碧芳惨遭杀害——“点天灯”酷刑在牢房里熊熊燃起，赣江的夜色也随之染红。
然而《南昌新闻晚报》在7月18日至23日连发三期“脱党声明”，署名张国庶。敌人惯于假造“悔过书”瓦解士气，可这几张报纸日后竟被某些人当成“叛变”的铁证。就这样，烈士身份被拖延，家属也因缺乏确凿文件而四处碰壁。
继续向后看。193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在龙冈全歼张辉瓒部，为张国庶血债血偿。然而战事频仍，档案散佚，再加兄长张国焘在延安犯错误，张国庶的名字被无端贴上阴影。官方评定工作遇到“三道关”——化名难以核实、亲属漂泊无暇申报、真假难辨的“脱党声明”横在档案袋里。
孔原得知症结后，决定亲自跑材料。他找到在京的冯文彬，又约见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杨尚昆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一口咬定：“张国庶绝无叛变，他是李立三点名派去江西的。”几句证词，让审查人员开始重新检索原始卷宗。
有意思的是，敌人留下的那份伪造报纸破绽极多。刊号与同期其他版面不匹配；宣称“周之德”自首，可同一日报头却报道他已被处决；更荒诞的是，日期印在“7月22日”，而内部记录显示当日压根没有出报。这些细节令调查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不构成叛变事实。
1986年7月31日，孔原写信给冯文彬，措辞严谨：“推荐张国庶列为革命烈士，敌特档案相互矛盾，破绽百出。”一封信，压在江西省委办公厅案头。整整三个多月，多部门交叉核查、征求老同志口述，连张国庶曾经主笔的内部油印刊物也被翻出，只为还原他最后的工作轨迹。
同年11月20日，批复正式下达：张国庶、晏碧芳追认为革命烈士。文件编号清晰，印章鲜红。消息传到萍乡，纪念馆立即补刻石碑。孔原再执毛笔，略一停顿，然后写下七个大字。旁人注意到，落款处他没有加任何抒情语，只淡淡标注“孔原 一九八六年冬”。
对于逝者而言，烈士称号并非荣耀的全部，却是一份迟来的公正。至此，“周之德”三个字被还给历史，张国庶的本名镌刻在旌忠祠旁。那座纪念馆的序厅里，唯一的对话来自访客之间——“原来他是张国焘的弟弟？”“弟弟归弟弟，骨气得算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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