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当我们回看晚清那场闹哄哄的“百日维新”，总会替谭嗣同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感到惋惜。
可是，若咱们把那热血的滤镜拿掉，稍微冷静点往深里看，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场早已注定烂尾的演出。
为何这么说,因为台上的这帮志士，哪怕是喊破了嗓子，也始终没搞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变法这事儿，表面上争的是主义，骨子里拼的其实是生意，说白了，就是利益这块蛋糕，到底该怎么切。
咱们不妨将时间拨回到1898年的那个夏天，当时的光绪皇帝，就像个刚拿到新玩具的孩子，一口气下了几百道圣旨，今儿个要废八股，明儿个要裁冗员，后儿个又要练新军。
看着是挺热闹，可实际上呢，这些圣旨出了紫禁城，基本就成了废纸。
这帮书生最大的天真，就在于他们手里除了一颗并不值钱的皇帝印玺，其实啥也没有，而他们想要动刀子的对象，却是那帮在官场里混成了精的老油条。
你想想，你要裁撤衙门，那原来在这个位置上喝茶看报的大爷们去哪，你要废除八股，那苦读了十几年的举人们吃啥，你要精简绿营，那成千上万靠吃皇粮混日子的兵丁怎么活？
这哪里是变法，这分明就是端着枪冲进了一群饿狼中间，大喊一声：把你们嘴里的肉都给我吐出来！
关键是，你让狼吐肉，你好歹给人家扔块骨头也行啊。
可维新派的方案里，全是剥夺，全是为了大清，唯独没有交换和补偿。
这就好比你让一个房东把房子腾出来给穷人住，却连个搬家费都不给，你说房东能不跟你拼命吗？
所以说，慈禧太后后来那一巴掌拍下来，真不见得全是因循守旧，很多时候，保守派反对的不是新，而是那种不讲道理的抢。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那个关键人物，袁世凯。
一直以来，历史课本里都骂他是窃国大盗，是告密的小人，可如果咱们换位思考，站在袁世凯的角度去琢磨琢磨，这事儿也许就有不一样的味道。
当时维新派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把身家性命全押在了袁世凯身上。
跟着书生干，赢了未必有赏，输了那是诛九族的大罪，跟着老佛爷干，虽然名声不好听，但荣华富贵那是实打实的。
袁世凯是个极度精明的投机者，但他不傻，在那个节骨眼上，维新派给不了他任何实质性的安全感，更别提利益分配了。
说难听点，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生存本能。
其实翻翻历史书，这种关于分蛋糕的学问，老祖宗早就演练过无数遍了。
想当年楚汉争霸，项羽为何输得那么惨？
论打仗，项羽甩刘邦几条街，可项羽这人有个毛病，小气，大印刻好了，拿在手里磨得棱角都圆了，就是舍不得赏给部下。
反观刘邦，那叫一个豪爽，韩信想要齐王，给！彭越想要梁地，给！
刘邦这人流氓气是重了点，但他看透了人性，兄弟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你干，图啥，不就是图个封妻荫子，大块吃肉吗，你把利益分到位了，人心自然就齐了。
再往近了说，当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着大海痛哭流涕，说自己不是输给了枪炮，而是输给了那句打土豪，分田地。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给亿万农民的一张实实在在的地契，当老百姓知道，跟着队伍走，脚下这块地以后就是自己的，那是真会拿着锄头跟你拼命的，而老蒋呢他背后站着的是江浙财阀，是地主豪绅，他敢动这些人的奶酪吗，他不敢。
所以他给不出这个承诺，自然也就守不住这片江山，回过头来看戊戌年的那场悲剧，康有为，梁启超们的爱国之心苍天可鉴，这一点没得黑。
但他们在政治上，确实是太幼稚了，他们误以为只要手里握着真理，只要为了国家好，所有人就该无条件地配合，殊不知在现实的权力场中，真理如果没有利益做护航，往往寸步难行。
任何一场成功的变革本质上都是一场高水平的利益重新切割，真正的高手不是一上来就掀桌子，而是懂得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搭桥，你得学会把一部分旧势力拉过来，哪怕是暂时的妥协，也比四面树敌要强得多。
只可惜，谭嗣同等到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可能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他明明是为了大家好，最后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因为，变法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门关于人性的算术题，算不明白这笔账，再热的血，也难免会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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