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古装剧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皇帝都是穿黄色龙袍,且自称“朕”,但是到了宋朝,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宋朝皇帝几乎不穿黄色龙袍,也不自称“朕”,相反,皇帝经常穿的龙袍反而是红色的,而自称也常常用“官家”自称。

这就让好事者以为,宋朝皇帝不敢穿黄色龙袍,也不敢自称朕。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里面暗藏着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超凡入圣的智慧。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禁军统帅,但是在陈桥驿被部下“强行”披上了黄袍,山呼万岁,正是因为这样以独特的“黄袍加身”而登基称帝的赵匡胤,对黄袍格外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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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书都说赵匡胤是稀里糊涂的白捡一个皇帝来当,但实际上可能没那么简单,要说天上真的掉馅饼,咋就偏偏砸中了赵匡胤呢?所以,这既让赵匡胤得了便宜,但却又让赵匡胤心中隐痛,因为他害怕“黄袍加身”的故事重演或复刻,所以,在赵匡胤眼里,黄色龙袍既是唐代天子的想着,但又是“篡位”的视觉象征,所以,赵匡胤选择不穿黄袍来回避它的神圣性。

在宋代,皇帝的龙袍主要是红色和紫色,而黄袍只有在比较重大的典礼上偶尔使用。赵匡胤将黄袍渐渐变成了“仪式色”,而不是“日常色”,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卓越的政治智慧。为什么呢?因为通过逐渐降低黄袍的出场频率,来逐渐淡化黄袍加身的过往。

那么,宋代皇帝为什么又要自称“官家”呢?其实,这更是赵匡胤的一个大智慧。赵匡胤不穿黄色龙袍,本身就在弱化皇权,而自称又改成了“官家”,让君臣之间的压迫感逐渐消散,赵匡胤的改变“君权神授”的帝王专属自称“朕”,而改为“天下为公”的“官家”,意在开启一种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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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这么改呢?实际上,这是赵匡胤的伟大之处,赵匡胤通过少穿黄袍、自称官家,实际上是有三个重要的核心逻辑。第一个是去神秘化,不再强调“皇”与“黄”的神秘谐音色彩;第二个是拉进距离,营造出一种“君臣共治”的和谐氛围;第三个是强调责任,突出皇帝只是“国家的管理人”,而不是“天下所有者”。

宋太祖赵匡胤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少有的大智慧者,他曾对赵普说,“天下自唐季以来,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为什么呢?因为皇权的过度集中,导致皇权失去约束,从而容易因为皇帝的错误决策,而误国误民。

赵匡胤不仅只是通过弱化黄袍和自称官家来把皇权关进笼子里,他还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相权的制衡,让宰相拥有副署权,可驳回皇帝诏令;又比如台谏监督,让御史、谏官可以直言批评皇帝;还比如祖法约束,让“祖宗家法”具有宪法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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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匡胤的设计下,让宋代的皇朝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而在这种体系之下,“官家”更像“宪法下的君主”,而不是“朕即国家”的绝对独裁者。让大宋王朝去实践《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伟大世界。

赵匡胤选择一个已有一定认知基础、但未被帝王专属化的称谓,既实现了“去神圣化”,又避免了完全创新的阻力。让宋朝实现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结盟,共同统治。而在这种格局之下,皇帝是“盟主”而不是“独裁者”;士大夫是“合伙人”而不是“奴才”;政治是“协商艺术”而不是“命令传递”。如果不是后来赵光义继位,没有继承赵匡胤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宋朝可能会成为史上少有的和谐王朝。

宋朝的“官家政治”,是帝制时代一次独特的政治实验。它试图在绝对皇权与完全民主之间,寻找一条“开明专制”的中间道路。尽管这个实验最终失败了,但它留下“对权力的警惕、对制度的尊重、对文明的珍视”的文化遗产,却如暗夜星光,在中华政治文明的长河中,始终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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