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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0日，涉嫌杀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中）
历时三年多，“杀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一案，于2026年1月21日，终于有了一审判决。
奈良地方法院，判处凶手山上彻也无期徒刑。
山上彻也除被检方指控谋杀外，还包括违反《刀剑与枪支管制法》、《武器制造法》和《爆炸物管制法》等多项罪名，一起打包诉讼至法院。
看似凶手罪大恶极，这回是死定了。检方捋起袖子，却捏了个拈花指，给出的量刑意见称，哪怕该起案件是日本近年来罕见的严重暴力事件，被刺杀身亡的人物是声望和地位尊崇的前首相，但最终还是决定对凶手免于死刑起诉，建议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
在日本，如果检方不要求死刑，法院就不可能“擅自判死刑”。所以从检方控诉，到法院宣判，对山上彻也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事先就成了无可争议的既定事实。
很多读者朋友可能会心存疑惑，这个量刑标准是不是过轻了？日本没有死刑判决吗？毕竟山上彻也行刺杀害的可不是普通人，仅“无期徒刑”的判决，服刑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基于表现申请假释，这合理吗？
首先可以肯定，日本确实是有死刑判决的，针对罪大恶极的罪犯，还会执行毫无人道可言的绞刑，但山上彻也却罪不至死。
要么说在日本当首相，在韩国当大统领都属于高危行业，干不好丢工作事小，如今丢命也成了概率事件。所以针对日韩这类国家，换领导比你换衣服的频率都高。
试问你冬天买件羽绒服，通常得穿两三季吧？这段时间，日本首相都走马上任三、四个了。像委…拉这种国家，老马被擒后，天立马就塌了。日、韩可不吃这一套，不用境外势力动手，自己人就把领导更新迭代了。
再说日本检方、法院基于怎样的量刑标准，仅把凶手山上彻也判了无期徒刑？
在此，我们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司法体系建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起日本人当街砍老外的偶发事件，看国家的命运走向》。
日本早在一百多年前《明治xian法》的颁布与施行，就建立了权在法下的规范章程，有效避免了执政者不得再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司法独立地位的牢固性，成为了日本数次得以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有力保障。
再说近代以来， 日本针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标准，是否判处死刑，并非看重受害者个人的身份地位，毕竟生命是平等的，而是遵循一个稳定框架--“永山标准”（源自1983年最高法院判例）。
即参考以下几点因素：一、被害者人数；二、犯罪的残忍性和预谋性；三、犯罪动机的性质；四、被告是否认罪与悔罪；五、成长背景和精神状态；六、社会恢复可能性。
其中第一条“被害人数”具有决定性权重，单一被害人案件，原则上不判处死刑。
我们基于以上死刑判决的标准，再来分析这起“前首相被刺案”。
首先就是该案的受害者，只有安倍一人，尽管社会影响巨大，但在日本法律上，普通人和首相，都是同一个“单一被害人”。所以，仅“被害者人数”这一条，在量刑上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可作为死刑判决的直接依据。
再看第二条“犯罪的残忍性和预谋性”，犯罪嫌疑人毫无疑问都具备了。所以这也是法院驳回辩护方对其执行20年监禁请求，并“加重”判刑的因素。
而针对第三条“犯罪动机的性质”，山上彻也不是为了钱财、快感的随机杀人，有着他自说一套的个人怨恨或心理扭曲的理由，犯罪动机具有明确指向性，至少不同于无差别犯罪的暴徒，所以法院会犹豫，没有加重量刑。
第四条、第五条，山上彻也全程认罪，无翻供，无狡辩，辩护方详细提交了他成长材料。这明显拉低了死刑的可能性。
第六条“社会恢复可能性”，日本法庭基于第五条考量，重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环境、童年经历、是否长期遭受结构性压迫，是否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来作出综合判断，是否给予犯人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
日本的司法逻辑是，理解动机不等于接受犯罪，但会影响量刑的上限。
综合以上量刑标准，最终法院对凶手山上彻也做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没有因舆论而突破量刑边界；没有因被害者身份而改变司法逻辑，维护了司法的独立性。
法官田中伸一在判决中说：“从背后用枪袭击受害者（安倍）是卑鄙无耻、极其残忍的行为。”除量刑之外，这是法官给予凶手山上彻也最严厉的道德批判。
法院宣判后，安倍夫人昭惠也认可这一量刑裁决，并道出了丧夫后的辛酸。她希望被告能够正视罪行，为夺走安倍的生命而赎罪。她说：我将继续向前看，完成丈夫的遗愿，珍惜每一天。
我想，安倍夫人对凶手也是充满恨意的，她希望山上彻也能正视自己的罪行并赎罪，可法院的判决，不得不使她面对凶手尚在并长期在人间，这样一个不忿事实。
这就是日本法律的立场，不因为被害者的社会地位而改变量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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