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1月22日电 题：研究古人类，“93岁，要当39岁来过”

新华社记者周文冲

“‘巫山人’研究有新进展吗？”上次见面才过去四个月，一见到黄老，记者就迫不及待抛出问题。

采访在黄老家中。阳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他坐在电脑前，戴着一顶鸭舌帽。

93岁的黄万波，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985年，他和团队在重庆巫山龙骨坡，发掘出一块带有两颗牙齿的左侧下颌骨化石。

而下颌骨的“主人”——“巫山人”是人还是猿，40年来仍无定论。

对话就从“巫山人”开始。

“‘巫山人’肯定是有思维了，会做石器。”黄老说，遗址出土的3000余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巫山人’归不到直立人系统。”黄老拿来一个小盒子，取出两件下颌骨标本。

“‘巫山人’的牙齿形态特征，譬如圆形的第4前臼齿与猿不同，和直立人比也有一定差别。”他指着标本上的牙齿，“横比、纵比，‘巫山人’可能既不是猿，也不是直立人，也许是比直立人还早的、一个新的人类支系。”

龙骨坡遗址文化层地质时代距今250万至200万年。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巫山人”将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比元谋人还早了30多万年。

“现在就要把这个推测搞清楚。”黄老说。

他曾站在“巫山人”生存过的地方，也曾无数次端详那段下颌骨。他比谁都更渴望破解“巫山人”的身世，并一锤定音。

1954年，黄万波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地质勘探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在那里，他遇见了恩师——史前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院士。

“我最感谢的人是裴先生，他把我引进门。”黄老说，“没有他带我那4年，我后来不可能发现这么多东西。”

裴老言传身教，手把手修改黄万波的野外调查笔记，还推荐他去北京大学旁听比较解剖学，打下古人类研究的坚实基础。

“裴老教我，考古最重要的是到现场。”黄万波说，到了考古遗址或发掘现场，可能发现更多信息：化石是怎么埋藏的，是有意识的摆放还是随手丢弃的，是不是被水流冲过来的，无论发掘或者研究都离不开这些细节。

听着黄老的描述，一幅幅考古现场画面，仿佛在面前展开。在一群考古工作者中间，黄万波是裴老身边那个最专注的学生。

“裴老告诉我，野外调查不要两个眼睛往前看，要时刻关注周围的地质剖面。”黄万波说，出外调查离不开地质锤，“碰到地质剖面的可疑标本，都敲敲打打。”

黄万波这个习惯，促成了一个大发现。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一天回驻地时，路过一处废弃水渠，他发现，水渠边坡有几块骨片。一敲，是化石。在随后的发掘中，发现了“蓝田人”下颌骨。后来，他和团队又发现了“蓝田人”头骨。

这是裴文中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后，时隔30多年，我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化石地点，同时也是黄土高原上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

此后，黄万波还和团队在安徽和县发掘出一块近乎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俗称“和县人”。

谈到这些重要发现，黄老并不讳言机遇的重要。“要有运气，也要打好基本功，见到化石才能认识，否则就会当成普通石头，一脚踢开了。”

谈话中，黄老兴致勃勃，展示他正在电脑上写的关于史前艺术的新书稿，还有下月初去重庆自然博物馆科普讲座的PPT。

“PPT是您自己做的吗？”记者问。

“黄氏公司做的，公司就我一个人。”他幽默地说。

现在，黄老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每天喝两杯咖啡，阳台上小花常开，地板擦得锃亮。

事业没有停步，93岁，他依然去野外调查。走起山路还是那么快。

在他的维度里，时间以百万年计。他还是年轻人。

他的研究从古人类延伸到大熊猫、剑齿象等古生物。2025年底，他在重庆一处溶洞调查熊猫化石，狭窄洞穴中，匍匐前行了三个小时。这段视频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黄老笑言，“93岁，要当39岁来过。”——巧的是，39岁那一年也是他的收获之年，他在陕西发现了“长武智人”。

记者问，有什么遗憾吗？

“40年了，还没有找到第二件‘巫山人’化石。”黄老的语气中透着急切，也有无奈，“发现的材料太少了，研究就卡在这里。”

他参加了龙骨坡遗址全部五轮发掘。最近一轮发掘于2024年结束，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在龙骨坡驻扎了182天，是五轮中最长的一次。

他钻了近2000个洞，很多时候一无所获。黄老说，自己从不灰心。“我相信这一切很有价值，值得我去做。”

团队即将申请新一轮发掘，就在曾发现下颌骨的层位。顺利的话，2027年，黄老将再次踏上龙骨坡。

黄老告诉我，判断人和猿的核心标准是脑容量，头骨是最有力的依据。

“如果能找到头骨，那是重大的收获。体质形态学会更清楚，还可以做脑容量等很多实验。哪怕是一块肢骨，或者五分之一头骨……”他说着，眼中有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