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振芯科技实际控制人何燕于2016年被判刑后，通过保外就医程序离开监狱，但此后长期参与公司经营及社会活动，其“纸面服刑”问题引发广泛质疑。法律专家指出，若相关证据链能够证明其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存在违规操作，可能面临重新收监，甚至涉嫌新的刑事犯罪。
2026年1月，振芯科技（股票代码：300101）控制权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实际控制人何燕的“纸面服刑”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公开信息显示，何燕（曾用名“何然”）于2016年因挪用资金罪、虚开发票罪被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而，其通过保外就医程序离监后，长期活跃于公司管理和社会事务，引发公众对其是否真实服刑的强烈质疑。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近日专访了四川豪鹏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吴利军(律师执业号:15101200510386923)。吴律师长期专注于刑事执行领域，对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制度有深入研究。
一问：监外活动轨迹是否构成“纸面服刑”的关键证据？
从公开报道及可查证的信息来看，何燕于2016年3月通过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后，其活动轨迹与保外就医所要求的“短期内有生命危险”条件明显不符。具体证据包括：
·2017年1月13日，何燕出席国腾集团团拜会，公开参与公司活动；
·2018年，据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及成都国腾实业集团官网显示，何燕多次现身校园及企业活动，具体日期包括5月11日、8月1日、9月28日、10月18日及11月16日；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18年12月12日，何燕主导并全程参与首届“天府诺奖论坛”，亲自接待并陪同外国嘉宾，活动强度较大；
·2018年7月10日，何燕在莫晓宇、谢俊、徐进、柏杰四名股东未参会的情况下，单方面召开“一人股东会”，改组国腾电子董事会及监事会，并于同年8月8日组织召开董事会，选举其代表高虹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吴利军律师回应：
保外就医是暂予监外执行的一种具体情形，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暂不羁押于监狱或看守所，而是在社会上执行刑罚。《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暂予监外执行适用于以下三类情形：
.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
.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生活不能自理，且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
从法律角度看，上述活动轨迹具有重要证明价值。若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能正常参与高强度的经营管理和社会活动，显然与其所声称的“严重疾病”状态相悖，不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更不满足“短期内有生命危险”这一核心标准。
这些公开活动记录、会议纪要、官网报道等属于客观证据，证明力较强。若能证实其确实发生于监外执行期间，将构成“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有力证据。
需特别强调的是，保外就医并非“免刑金牌”。一旦罪犯病情好转、不再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所列情形（如疾病痊愈、病情稳定、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等），即应依法收监执行剩余刑期。此外，若在监外执行期间违反监管规定——如擅自离开居住地、未按规定报告行踪，或实施新犯罪行为——无论病情是否变化，均应立即收监。
二问：何燕的保外就医是否符合法定条件？
吴利军律师回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原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及其附件《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保外就医所涉疾病必须达到“严重”程度，例如：
·严重传染病（如活动性肺结核、艾滋病并发机会性感染）；
·严重器质性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心肌梗死、难以控制的高血压）；
·严重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出血后遗症、瘫痪、癫痫持续状态）；
·重要脏器功能衰竭（如肝、肾、肺功能失代偿期）等。
公开信息显示，何燕系因宫颈癌手术申请保外就医。然而，术后其频繁参与高强度社会与商业活动，表明其身体状况已显著恢复，不再符合上述“严重疾病”标准。若证据确凿证明其当时不具备保外就医条件，或在病情好转后未被及时收监，则涉嫌“纸面服刑”。
三问：“纸面服刑”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吴利军律师回应：
法律后果需分层次看待：
第一，行政或纪律责任。
若仅为程序瑕疵或监管疏漏，相关责任人员可能面临行政处分或党纪政务处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三十二条明确，司法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应依法追责。
第二，刑事责任。
若通过伪造病历、篡改检测报告、贿赂医生或司法人员等手段骗取保外就医，则可能构成多项犯罪：
·诈骗罪：以虚假材料骗取监外执行资格，类比医保骗保行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
·行贿罪/受贿罪：若存在权钱交易；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如伪造省级指定医院出具的《病残鉴定书》或公章；
·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刑法》第397条）：若公职人员违规审批或监管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第三，对罪犯本人的影响。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一旦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应立即收监。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保外就医资格，还可能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刑法》第315条）。若在监外期间再犯新罪，则依法数罪并罚。
四问：跨省审判因素是否影响“纸面服刑”问题的纠正？
吴利军律师回应：
何燕案由湖北省宜昌市法院判决，属“指定管辖”情形。尽管涉及跨省执行（保外就医期间在四川成都接受社区矫正），但法律已建立完善的跨区域协作机制，不应成为纠正障碍：
.执行地管辖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4条及《监狱法》，暂予监外执行由罪犯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负责。四川当地检察机关对监管负有直接监督职责。
.跨区域协作机制：居住地检察机关可向原审法院（湖北宜昌）提出纠正意见，或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协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39条明确，跨省监外执行监督案件可由共同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
.上级机关指定管辖：若存在协调困难，《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上级法院或检察院可指定管辖。
.最高司法机关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刑罚执行活动拥有监督指导权。
因此，“跨省审判”不应成为“纸面服刑”问题久拖不决的借口。关键在于相关机关是否依法履职。
五问：谁有权纠正“纸面服刑”问题？
吴利军律师回应：
根据现行法律，纠正主体多元，但检察机关是法定监督核心：
·检察机关：依《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对刑罚执行活动合法性进行监督，发现违法情形应在一个月内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执行机关（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发现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应提请收监；
·其他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依职责配合调查，尤其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时，纪检监察机关可介入。
其中，检察机关不仅有权监督，还可启动调查、组织重新医学诊断，是推动问题纠正的关键力量。
六问：如“纸面服刑”属实，依法应追究谁的责任？
吴利军律师回应：
责任追究应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原则，覆盖多方主体：
.罪犯本人：若骗取保外就医或严重违反监管规定，将被收监，情节严重的可构成新罪；
.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审批、监管环节的监狱干警、社区矫正人员、法院或司法局工作人员，若存在渎职、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若出具虚假诊断证明或伪造病历，可能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伪证罪，并面临吊销执业资格等行政处罚；
.其他共犯：如中介、请托人等，可能涉嫌行贿罪或介绍贿赂罪。
典型案例参考：云南孙小果案即是“纸面服刑”的典型。孙小果通过亲属贿赂司法人员，违规获得保外就医及减刑，实际未服刑。2019年重审后，其因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死刑（2020年2月20日执行），19名公职人员被追究刑责，60人受党纪政务处分。该案彰显了对司法腐败“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结语
“纸面服刑”不仅践踏司法公正，更严重侵蚀法治权威。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一公里”，若此关失守，将动摇整个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对此类问题，既要依法严查个案，更要推动制度完善，从源头杜绝权力寻租与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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