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早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接见外国友人，双方相谈甚欢，中午临近会议才结束。
周总理将外宾一一送走后，正准备休息，突然警卫人员急匆匆赶来汇报，说人民大会堂北面西头二楼半服务间北面双层玻璃破裂，地上遗有玻璃碎渣，经警卫科鉴定，是枪击导致。
大会堂采用的都是双层防弹玻璃，子弹能贯穿，说明开枪之人相距并不远。总理身边的工作人想明白这点，瞬间汗毛倒立，或许在总理送别外国友人时，凶手正在附近？
总理没有畏惧，但很愤怒，人民大会堂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象征，如此庄严肃穆的地点，却发生这样恶性的事件，传出去影响太坏了。随即周总理要求限期破案，从严处理。
几天后，经各方反复确认，“凶手”找到了，但总理看到名字后只是愤怒地说了一段令人深省的话，并没有如先前那般坚定追究，这是为何呢？
关于这次枪击案件，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公安部三局副局长王恩眷等人都留有详尽的回忆记录，本文就是综合多方的一手资料，尽可能全面还原。
第一个发现弹孔的人是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迟秀英，2月2日12时10分，她发现玻璃的异常，迅速上报警卫科。警卫科科长郝书生一面保护现场，一面向各级领导汇报，不多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就带着技术人员赶到。
经勘察，人民大会堂二楼半服务间的双层玻璃各有一个偏左下方的洞孔，呈火山口状。在检查时，另一名女服务员姜宗珂发现了二层玻璃中间地面上的变形子弹头。
确认出现枪击事件后，各单位层层上报，周总理下令务必尽快彻查。总理对此事很上心，第二天早上又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当得知公安部尚未理出头绪后，生气地说：案子发生快一天了，基本情况都没搞清，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
总理之所以如此着急，概因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出现如此恶性的事件，得考虑是否有敌特要挑起政治风波？
他对侦查工作做出指示，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打来的、用的是什么枪、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了哪些可能藏匿枪支的车，务必从中找到线索。
离开前周总理还特别叮嘱：“马上打电话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很快公安部谢富治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总参李天佑副总长，总政梁必业副主任等领导都抵达现场，从部门内抽出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由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统筹负责。
3日下午两点，专案组召开会议，讨论后认为此案有两种可能，一是阶级敌人破坏，二是飞弹误伤。
其实参与调查的干部们都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因为2日那天北京刮了大风，能见度也非常低，不利于刺杀。且人民大会堂北面二楼一般不安排政务活动，北面的长安街人流量也非常大，按照常理不会有杀手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去做极小概率的事。
当初枪支管理还不严格，时不时有人在城中打鸟，相比较起来，这种意外反而可能性更大。
但中央如此重视，加上人民大会堂地位特殊，专案组还是不敢怠慢，立即让技术专家检测弹头和弹孔，并针对场外做出三点安排：
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查各单位的枪支近期是否丢失、使用过；三是对周围住房进行摸底，留意当天是否有人打鸟。
专案组的各部门火速按任务行动，当晚9点的指挥部碰头会议上，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先做了汇报。
经过摸查，2月2日上午9点至12点通过人民大会堂北面的车辆共有944辆，携带枪支的只有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其从通县拖回42支修好的小口径步枪回校，但车上共有6人，都没有在大会堂附近打枪。
从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北京市委等单位共检查了10735支小口径枪支，并没有特别可疑的。
随后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汇报了具体情况，说在对南长街一带调查时，有人反映，这几天有首长的孩子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
走访后了解到2月2日那天只有两个孩子开枪，一个是在下午，另一个则时间吻合，对象为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李迪民。
专案组成员各自说了对侦查方向的看法后，于桑布置了接下来的工作，该排查摸底的要继续，避免出现漏洞。进一步加强技术检测，要推断出具体的射击枪支和距离。
随后于桑、吕展、王恩眷等人在胡鸣孔的带领下抵达李达的家，对李迪民进一步询问的同时，还仔细观察了现场情况。
李迪民及他们家看门师傅两人的话可以互相印证，2月2日早上9点，李迪民发现鸟群，在院内开了一枪，打死一只麻雀。他觉得不过瘾，又上房去打。
他换了好几个位置，有一个点位的枪口正好朝着人民大会堂北楼窗户。当时李迪民眼里只有麻雀，并未注意到这点。到11点左右刮起大风，他感觉不好射击，就回到家中。
于桑等人通过观察，发现了两处架枪的痕迹。根据的目测，射击点至被打坏玻璃的距离约600米，在步枪的有效射程内。他们心中已有大致判断，离开时带走了李家的步枪及房顶的十余个弹壳回去检测。
经一番技术验证以及枪击对比，2月4日上午专案组得到了结果：李家步枪里的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打玻璃的射击试验，蜘蛛网状裂纹也极度相似。
于是在当晚7时左右，于桑、吕展、王恩眷等专案组骨干前往中南海汇报。周总理看到材料里的证据时，还是不放心地用放大镜仔细观看弹头样本的对比，发现有三条纹线完全一致、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眉头。
旁人连忙解释，这是因为现场的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总理听后慎重地要求再做射击试验，随即接着翻阅材料。
当看到汇报认定“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时，生气地说：怎么可以在城市打鸟呢？城市里到处是人群，流弹会伤人的。高干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沉吟片刻，周总理下了指示：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各种枪支都要管。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来，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布。
专案组对于两项任务都立即去落实，先出成果的自然是枪击试验。当晚工程师就对现场做了仔细测量，距离、窗框、玻璃材质等等因素做到精确，于北京西郊射击场进行还原。在进行了22次反复试验后，确认子弹就是由那把枪射出，周总理看到结论也点头赞同。
考虑到李迪民年纪太小，又是无心之举，总理决定不予追究，不过这件事引起了中央对枪支管理的注意。
2月9日，北京各单位接到了《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通知，要求必须在2月15日将枪支登记情况上报北京市公安局。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实行办法》也宣告出台。后来国家对于枪支管理不断收紧，渐渐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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