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田营盘里的停车场边的草地上，摆有一堆刻有文字的石板，石条，这些有字的石头，原来是旧时桂平城中各处古建筑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被收集在一起，但最后种种原因，散落在这里。
早前知道这批石头的下落，就专程的到现场看看，粗读这堆残败的石头上的文字，可以看到，内容还是很丰富的，算是书院，神庙等，各种碑记，不过，可以分辨出，其中有几块属于同一个建筑的石构件，并且是一种古代社会中比较特殊的建筑——贞节牌坊。
关于这几块贞节牌坊石构件的故事，上一篇《桂平人文：残碑故事——寻访黄谢氏牌坊背后的故事，旌表立坊》中有所介绍。简单说，这是清雍正六年（1728年）时 ，在桂平的一支黄氏家族，在今天桂平老城，旧工人文化宫和原法院宿舍门口横跨街道立起的一座贞节牌坊。
史籍记载为：黄谢氏节孝牌坊。
这座黄谢氏节孝牌坊，立了二百余年，只可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个特殊时期，被推倒了，建筑构件也就四分五散了，原来是什么样子，见过并有印象的人，年纪现在都七八十往上了。
而桂平地方史籍中对这牌坊的记载，也就两行字：清谢氏黄毓英妻，年二十一，毓英卒，无子，事翁姑以孝闻，守节至七十七岁而终，清雍正六年建坊旌表。
但现在看到这个牌坊的一块残件，上面却刻着：节妇谢氏例封恭人，浔南上秀里南乔村明庠生敕封授监军副使道黄毓英之妻，年十九，夫勤王御寇而殁，无丁苦志守节五十八载，寿七十七。
这两种记载，一种是官方旌表记事，一种则是家族荣耀记事。所以，二者虽说记的都是同一件事，但由于此事对于官府，对于家族各自的意义不一样，所以，两种记事侧重点就不一样。
二者记事在年份上有所区别，如关于黄谢氏守节始年，官方资料记载“年二十一”，家族记载“年十九”，这可能是后来黄氏家族向官府请表时出现的错误，这也算是正常，不必纠结讨论很多。
可关于黄谢氏因何守节，那就有的讨论了。
封建时代的贞节牌坊，都是为女子而设，一般都是夫亡女子守夫家而不再改嫁，并有一定的优良德行，如独自养子成材，如替夫行孝等等，因而受得当时社会主流传统思想尊崇，所以得到官府的表彰，成为家族，成为地方的荣耀。这也是时代思想，时代环境所决定，对古代女子公不公平就另说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贞节牌坊背后，实际上都是一段“残忍”的故事，改天再讨论这话题了。
据桂平地方资料记载，黄谢氏之夫黄毓英，只有一个“卒”字介绍；而从牌坊残件碑文上，则说黄毓英是“勤王御寇而殁”。
这“卒”和“殁”之间，故事可就多了。
“卒”和“殁”，通常都指去世或死亡，但在古代，这两字一般都是形容特定，或是有身份的人去世才用的。简单说，殁，常用于对有一定社会地位或成就的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卒，多指士大夫的死亡，说白了，就是当官的人。
这也符合残碑上对黄毓英的身份介绍，明庠生敕封授监军副使道。
但问题来了，清雍正时立的牌坊，怎么会为一个明代的庠生，有官职的监军副使道的遗孀旌表立坊呢？勤王御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一个庠生的身份，怎么当上监军副使道这官的，勤的什么王，御的什么寇呢？
这就是对这残碑读不明白之处了。
按两种黄谢氏守节始年记载，无论是官方的“年二十一”，残碑的“年十九”，意思是说黄毓英是在黄谢氏十九或二十一岁的时候去世的。
而黄谢氏寿七十七终，牌坊请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按正常的表彰申请流程，那肯定是黄谢氏寿终后才请表申建，黄谢氏寿终于1725~1728年之间，尚属正常。她十九或二十一岁的时候，正是1670年（康熙九年）前后。
这期间的广西大部，浔州桂平城，虽然名义上已经归于清朝编制，由清官府统治，但整体来说，区域的社会还是比较动荡的，地方的反清势力还是很活跃的，甚至清初三藩之一的吴三桂都还派兵前来攻城，骚扰。
所谓的勤王御寇，估计是当时的黄毓英，虽然是前朝的庠生，但由于地方乱局，清朝初年没有那么多的本朝科举人才可以任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在桂平当地的一些前朝真正有点能力，有前朝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就被清官府，清军招入的编制。
因而，一个明代的庠生，最后才得授“监军副使道”，协助地方剿寇，御寇。这也算是乱世之间一位庠生的传奇经历了。
按明清的科举制度，庠生也只是是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最多算是秀才，有资格参加科举乡试的学子；但监军副使道（监军为官名，清康熙初撤销）可算是四五品的官员了，常规之下，一个普通秀才，能当上四五品官员，那是不容易想象的事情。
也正是他这个身份，他死后，他的妻子黄谢氏才能被朝廷授以恭人（明清四品官员之妻）的封号。
至于黄毓英具体的人物生平，人生经历如何，在哪一个“御寇事件”中“殁”“卒”，现在找到的史料十分有限，也就不容易说清楚那个时间发生的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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